美人之头
大仲马
勒德吕博士在恐怖统治时期[1]的经历
离开拉拜大街，我径直穿过蒂雷纳广场，向我居住的托侬大街走去，这时我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尖厉的求救声。
这不可能是一起实施抢劫的袭击，因为这时才将近夜里十点钟。我跑到喊声发出地点的拐角处，借着刚从云层中透出的月光，我看到一个女人正被一个无套裤汉[2]巡逻队围在中间。
那女人也在同一瞬间注意到了我，而且，她根据我的衣着特征看出我不是平民，于是，她便向我跑来，大声喊着：
“阿尔贝先生来了！他认识我！他会告诉你们，我是洗衣工勒迪厄太太的女儿。”
说着，这可怜的人儿，脸色苍白，激动得颤抖，她抓住我的胳膊，紧紧贴着我，就像遭遇海难的水手紧抱着圆杆一样。
“不管你是勒迪厄太太的女儿，或是别的什么人的女儿，你没有通行证，就必须跟我们到警卫部走一趟。”
这时，年轻姑娘紧握了一下我的胳膊。从这个动作中，我领会到她是在表达自己心中的巨大忧虑。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原来是你，我可怜的索朗热？”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瞧，先生们！”她以极为焦虑的语调喊道。“你们现在相信我了吧？”
“你起码该说‘公民们’！”
“啊，队长，不要怪我那样说话。”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说道。“我母亲有很多客户是大人物，她教育我要懂礼貌。于是我就养成了这个坏习惯——贵族的习惯；还有，你知道，队长，改掉旧习惯可不那么容易呢！”
这个回答，是以颤抖的声调说出的，隐藏着一种微妙的嘲讽，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察觉到。我问自己，这个年轻的女人是谁？这似乎完全是个谜。但仅有一点是清楚的：她不是洗衣女工的女儿。
“你是说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公民阿尔贝？”她问道。“好吧，我告诉你。我是去给人送洗好的衣服的。那位女士不在家，所以我就等着；因为现在时日艰难，谁都需要挣点小钱。等着等着，天就黑下来了，如此我便落到了这些先生的手中——请原谅，我该说这些公民的。他们要查我的通行证。因为我没带在身上，他们就要把我带到警卫部去。我吓得大叫起来，结果就把你给招引到现场来了；幸运的是，你是一位朋友。我心想，阿尔贝先生知道我名叫索朗热·勒迪厄，他会为我作证的；你会的，不是吗，阿尔贝先生？”
“当然，我愿意为你作证。”
“很好。”巡逻队长说道。“那么，请问，谁又会为你作证呢，我的朋友？”
“丹东[3]！你认识他吗？难道他不是一位出色的爱国者吗？”
“哦，如果丹东肯为你作证，我无话可说。”
“好吧，今天科尔德利俱乐部[4]有一个会议。我们就到那里去。”
“好。”队长说。“公民们，咱们到科尔德利俱乐部去吧。”
科尔德利俱乐部会员在教典街上那座古老的科尔德利修道院开会。不到一分钟我们便走到了那里。在门口，我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句话，递给了那位队长，请求他交给丹东，而我则和巡逻队的人在外面等候。
队长走进俱乐部，然后与丹东一起出来了。
“什么！”丹东对我说道。“他们抓了你，我的朋友？你，卡米耶的朋友——你，一个最忠诚的共和党人？公民们，”他转向队长，继续说道，“我为他担保。这样够了吗？”
“你为他担保。那你也为她担保吗？”那个固执的队长问道。
“为她？你指的是谁？”
“这个姑娘。”
“担保一切；担保与他同行的每个人。这样担保你满意了吗？”
“是的。”队长说道。“特别是我有幸见到了你。”
伴随着对丹东的一声欢呼，巡逻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离开了。我正要向丹东表示感谢，这时里面有人不停地在呼唤他的名字。
“失陪了，我的朋友。”他说。“你听见了？这是我的手；我必须得离开你了——左手。我给那个队长握的是右手。谁知道呢，那位不错的爱国者也许患有淋巴结结核。”
“我这就来了！”他朝着里面的那些人喊道，声音洪亮有力，那是他能够用来安抚或唤起民众的声音。他快步走进屋子。
我仍站在门口，孤零零地同我不认识的人在一起。
“那么现在，我的小姐，”我说，“你让我把你护送到哪里去呢？我听候你的吩咐。”
“哎呀，去勒迪厄太太那里呗。”她笑着说道。“我跟你说过，她是我妈妈。”
“那勒迪厄太太住在哪里？”
“费罗街24号。”
“那么，咱们就去费罗街24号。”
路上，我们两人谁也没说话。但是，借着空中甚为辉耀明澈的月光，我能够悠闲从容地把她打量一番。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年方二十岁或二十二岁——浅黑的肤色，一双闪烁着智慧而非忧郁的大大的蓝眼睛——轮廓精致的鼻子，带着一丝嘲讽笑意的嘴唇，珍珠般的皓齿，女王般的玉手，孩子般的嫩足；所有这一切，都透出一种贵族气质，尽管她一身洗衣女工的装扮，这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巡逻队长的怀疑。
到了房子的大门前，我们默默地相互看了对方一会儿。
“那么，我亲爱的阿尔贝先生，你想要做什么呢？”我那美丽的陌生人微笑着问道。
“我是要说，我亲爱的索朗热小姐，如果我们这么快就分别，那简直就不值得相遇了。”
“噢，一万个抱歉！我感到很值得；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就会被拽到警卫部去，到了那里他们就会发现我不是勒迪厄太太的女儿——事实上，就会揭露出我是个贵族，那他们十有八九会砍下我的脑袋。”
“那么，你承认你是个贵族了？”
“我什么都没承认。”
“至少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我叫索朗热。”
“我十分清楚，这个名字是我当时灵机一动给你取的，它并不是你的真名。”
“没关系，我喜欢这个名字，而且我还要继续使用下去——至少为了你。”
“为什么你要为了我而继续使用这个名字？要是我们不再相见了呢？”
“我可没那样说哦。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还会再次相见的话，你就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同样，我也没有必要知道你的名字。对我来说，你就是阿尔贝，而对你来说，我永远都是索朗热。”
“那么，这样也好；不过我说，索朗热。”我开始说道。
“我听着呢，阿尔贝。”她答道。
“你是个贵族——这可是你承认了的。”
“如果我不承认，你也会猜出来，那样我再承认就会失去一半的价值了。”
“你是因为有贵族身份的嫌疑而遭到追捕吗？”
“恐怕是吧。”
“而你一直在藏匿，是为了躲避迫害？”
“我躲在费罗街24号，同勒迪厄太太住在一起。她的丈夫是我父亲的马车夫。你看，我没有什么秘密瞒着你。”
“那你父亲呢？”
“与我有关的任何事情，亲爱的阿尔贝，我都不瞒你。但是我父亲的秘密不属于我。我父亲藏起来了，希望能逃走。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
“跟我父亲一起走，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要是不行，就让他自己先走，等机会来了我再去跟他会合。”
“今晚那个巡逻队抓住你的时候，你刚从你父亲那里出来？”
“是的。”
“听着，最亲爱的索朗热。”
“我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呢。”
“今夜发生的一切你可都看到了？”
“是的。我看到你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遗憾的是，我的能力并不是非常大。不过，我有些朋友。”
“我认识了其中的一个。”
“而且你也知道了，他眼下还算是有点权力的人。”
“你是打算利用他的影响让我父亲得以逃走吗？”
“不，我把他留给你。”
“可是我父亲呢？”
“我有别的办法帮助你父亲。”
“别的办法？”索朗热一边大声说着，一边抓住我的双手，表情焦虑地仔细端详我。
“如果我为你父亲效劳，那你会时常念着我的好吗？”
“噢，我会一辈子感激你的，永志不忘。”
她说出这些话时，表情虔诚迷人。接着，她恳求地看着我，说道：
“但是这样你就会满意吗？”
“满意。”我说。
“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心地善良、为人宽厚。我代表我父亲和我自己感谢你。即便是你没帮成，我还是会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索朗热？”
“你认为什么时候有必要再见我呢？”
“明天，我希望到时有好消息告诉你。”
“好，那就明天吧。”
“在哪里见？”
“就在这里。”
“在这里，大街上？”
“哎呀，天啊！”她高声说道。“你看，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都三十分钟了，我们一直在这里说话，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经过。”
“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找你，或者你来找我？”
“因为如果你来找我，就会连累到好人；而如果我去找你，你就要冒很大的风险。”
“噢，我会把我一个亲戚的通行证送给你。”
“如果我意外被捕的话，那会把你的亲戚送上断头台的！”
“的确。那我给你带来一个以索朗热这个名字伪造的通行证吧。”
“太好了！你发现了索朗热就是我的真名。”
“那么几点钟？”
“跟我们今晚见面的时间一样——十点钟，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的，十点钟。我们怎么见面呢？”
“很简单。你提前五分钟到门口来，我十点整的时候下来。”
“那好，明晚十点见，亲爱的索朗热。”
“明晚十点见，亲爱的阿尔贝。”
我本想吻一下她的手；而她却把额头凑到我面前。
次日，我来到了这条街上，时间是九点半。九点四十五分的时候，索朗热打开了房门。我们两人都提前到了。
我一步跨到她身边。
“我看出你带来好消息了。”她说。
“非常好！首先，这是给你的一张通行证。”
“先说说我父亲！”
她推开了我的手。
“你父亲有救了，如果他愿意。”
“你是说‘愿意’吗？对他有什么要求？”
“他必须信任我。”
“那保证没问题。”
“你见到他了吗？”
“见了。”
“你同他谈论过目前的情况了？”
“那是免不了的。老天会帮助我们的。”
“你把一切都告诉你父亲了？”
“我告诉他说，你昨天救了我的命，而且你明天大概也会救他的命。”
“明天！是啊，说得很对；明天我会救他的命，如果这是他的意愿。”
“怎么救？做什么？快说！快说！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所有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是多么幸运啊！”
“可是——”我犹豫地开始说道。
“怎么了？”
“你不可能和他一起走。”
“我跟你说过我很坚决。”
“不过，我相当有信心能随后为你弄到一张护照。”
“首先说说有关我父亲的事吧；我自己的苦恼是次要的。”
“好吧，我跟你说过我有一些朋友，是吧？”
“是的。”
“今天，我去找了其中的一位。”
“说下去。”
“这个人的名字你不陌生；他的名字就是勇气与信誉的保证。”
“这个人是？”
“马尔梭。”
“马尔梭将军吗？”
“是的。”
“没错，他会信守诺言的。”
“唔，他已经做出承诺了。”
“天哪！你真让我高兴！他承诺了什么？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他承诺会帮助我们。”
“以怎样的方式？”
“以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克莱贝尔刚刚提升他去掌管西部军。他明天晚上动身去赴任。”
“明天晚上！我们连做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没有什么可准备的。”
“我不明白。”
“他将带上你的父亲一起走。”
“我的父亲？”
“对，扮作他的秘书。到了旺代省，你父亲要对这位将军发誓，不从事任何危害法国的活动。你父亲将从那里逃往布列塔尼，再从布列塔尼逃到英国。到了伦敦，他会通知你的；我会为你搞到一张护照，然后你到伦敦去找他。”
“明天，”索朗热叫道，“我父亲明天就要离开了！”
“必须抓紧时间了。”
“我父亲还不知道呢。”
“那就告诉他。”
“今天夜里？”
“今天夜里。”
“但是怎么告诉他，都这个时间了？”
“你有一张通行证，而且还有我的胳膊。”
“对。我的通行证。”
我把通行证递给她。她把它塞进了自己的胸口里。
“还有？你的胳膊呢？”
我把胳膊伸给她，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我们来到了蒂雷纳广场——也就是我们昨天夜里相遇的地方——这时，她说：
“在这里等着我。”
我点了一下头，等着她。
她转过以前马利农宾馆所在的拐角处就不见了。过了十五分钟，她才回来。
“来吧，”她说，“我父亲希望接见并感谢你。”
她挎起我的胳膊，领我来到圣纪尧姆街，莫特马尔宾馆的对面。到了这里，她从衣兜里摸出一串钥匙，打开一个隐蔽的小门，她拉起我的手，引着我登上两段楼梯，然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男人，有四十八或五十岁的样子。他一身工人打扮，看起来像个书籍装订工。但是，他一张口说话，就证明他是个贵族，肯定错不了。
“先生，”他说道，“上帝可把你派来救我们了。我把你看作命运的使者。你真的能救我，或者更重要的是，你想救我吗？”
我让他完全相信了我。我告诉他，马尔梭会把他当作秘书，并且只要求他做出一个承诺，那就是不会拿起武器反对法国。
“我现在就愿意许诺，而且还要亲口对他重复一遍。”
“我以他的名义，也以我自己的名义，感谢你。”
“可是马尔梭什么时候出发呢？”
“明天。”
“今夜我可以去见他吗？”
“只要你愿意，他随时等候着你。”
父女两人对视了一下。
“我认为，就在今天夜里去是明智的。”索朗热说。
“我倒是乐意；可由于我没有通行证，是否会被抓起来？”
“这是我的。”
“可是你呢？”
“噢，人们都认识我。”
“马尔梭住在哪里？”
“大学街40号，跟他的妹妹德格拉夫尔丝—马尔梭小姐住在一起。”
“你陪我去吗？”
“我会远远地跟在你后面，你走后我就陪这位小姐回家。”
“马尔梭如何知道我就是你跟他说的那个人？”
“你交给他这枚三色帽章；这是识别身份的记号。”
“我该如何报答我的救星呢？”
“那就是允许他也解救你的女儿。”
“很好。”
他戴上帽子，熄了灯，然后我们借着从楼梯间窗户透进来的月光下了楼。
下到楼梯脚处，他挽上自己女儿的胳膊，接着，我们取道圣佩雷斯街，来到了大学街。我跟着他们，保持十步远的距离。我们到达40号，一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在那里我与他们再度会合。
“这是个好兆头。”我说。“你们希望我跟你们一起上去吗？”
“不用了。不要再更多地连累你了。在这里等着我女儿吧。”
我点头同意。
“那么，再一次道谢并告别了。”他说着向我伸出了手。“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祈求上天能有朝一日赐予我机会，好让我更充分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以表回应。
他走进屋子。索朗热跟着他，而她在进屋之前也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不到十分钟，门就又打开了。
“怎么样？”我问。
“你的朋友，”她说道，“真是名不虚传；他跟你本人一样既善良又周到。他知道，我会很愿意继续陪着我父亲，直到分别的最后一刻。而他的妹妹也已经叫人在她房间里摆好了一张床。明天三点钟我父亲就会脱险了。你救了我父亲的性命，如果一个做女儿的感谢值得你跑一趟的话，明天晚上十点，我在费罗街等你。”
“噢，我肯定会来。你父亲让你给我带什么话了吗？”
“他很感谢你给他用了你的通行证，他把它还给你，并恳求你尽快让我去与他会合。”
“随时都可以，只要你想走。”我说道，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至少，我得要知道我到哪里去找他。”她说，“啊，你现在还没有摆脱我呢！”
我抓起她的手，把它紧贴在我的心口，但是她却把额头凑到我面前，就如昨天晚上那样，并说道：“明天见。”
我吻了她的额头；但这时我不再是把她的手紧拉到我的怀里，而是紧贴着她那起伏的胸脯，和她那跳动的心房上。
我心醉神迷地走回了家，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它是出于一种侠肝义胆的豪情呢，还是出于对这位迷人尤物的爱慕呢？我不知道自己是清醒着，还是在做梦，只知道大自然所有的和谐之声都在我体内歌唱，只知道这一夜仿佛永无尽头，这一天仿佛化作了永恒。我知道，尽管我希望时间过得快点，但却不希望失去今后日子的分分秒秒。
第二天，我九点钟来到费罗街。九点半的时候，索朗热出现了。
她走近我，张开双臂搂着我的脖子。
“得救了！”她说，“我父亲得救了！这多亏了你。噢，我太爱你了！”
两个星期后，索朗热收到一封信，告知她父亲已安全抵达英国。
第二天，我给她带来了一张护照。
索朗热接过护照，突然哭了起来。
“你不爱我！”她大声说道。
“我爱你胜过自己的生命。”我回答道，“但是我向你父亲许下了承诺，我就必须做到。”
“那么，我要毁约。”她说，“真的，阿尔贝；即使你有心让我走，可我还没有那个勇气离开你呢。”
哎呀，她留了下来！
自从那天夜里我们商量她逃离的事情以来，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在整个的这一段时间里，一句有关分别的话也没有从她的嘴里说出来。
索朗热在蒂雷纳街住了下来。我用她的名字租了房子。我不知道她别的名字，而她也一直称呼我为阿尔贝。我在一所女子学院给她找到了一份教员的工作，只是为了使她避开革命警察的侦查活动，他们的侦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仔细了。
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在这不大的住所里一起度过，从卧室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相遇的地点。我们每天都互通信件，她给我写信署名索朗热，我给她写信则用阿尔贝这个名字。
这三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这期间，我还做着一些有意思的实验，是一个断头台上的刽子手建议的。我获准用断头台上死去之人的尸身和头颅做某些科学实验。不幸的是，可用的实验对象并不短缺。没有一天不是切下三四十个人头的，大量的鲜血流淌在革命广场上，以至于有必要环绕断头台挖一条三英尺深的壕沟。壕沟上面搭着一些松木板。其中一块木板在一个八岁男孩的脚下松动，男孩跌进这可恶的沟里，淹死了。
由于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我没有向索朗热说起过这项我在白天所热衷的研究。起初，我的工作还曾激起我的怜悯和厌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这些研究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因为我希望让立法者认识到：废除死刑乃明智之举。
克拉马尔公墓当时已被划拨给了我，所有行刑者手下的受害者的头颅和躯体都由我来处置。墓地角落处的一座小教堂已被改成了一种供我专用的实验室。你知道，当王后们被赶出宫殿的时候，上帝也被赶出了教堂。
每天六点钟，恐怖的尸首就被陆续送了过来。车上堆积着尸身，麻袋里装着人头。我随意挑选一些躯体和头颅，剩余的都被抛入万人坑。
在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期间，我对索朗热的爱也与日俱增；而这个可怜的孩子也在以她那纯洁心灵的全部力量来酬答我对她的感情。
我常常想到要娶她为妻；我们也常常共同描绘这种结合的幸福美景。然而，索朗热要做我的妻子，就必须暴露她的真实姓名；而这个属于一个移民和一个贵族的姓名，则意味着死亡。
她父亲一次次地用书信催促她赶快离开，但是她却告诉他我们已订婚。她请求父亲同意，对方表示了认可，所以至此，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遭到审判和砍头的事件让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索朗热哭成了泪人，我们无法使自己摆脱一种意气消沉的奇怪感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心上。我试图私下里给索朗热鼓鼓劲儿，结果都是徒劳。她斜靠在我怀里哭泣，而我却无法给她安慰，因为我自己说的话里都缺乏自信的语气。
我们像往常一样一起度过了这一夜，然而，这一夜比白天还要更加令人压抑。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一条狗，被锁在我们楼下那层的一个房间里，一直狂叫到凌晨两点。第二天我们得知，原来狗的主人带着钥匙逃走了，途中被抓住，三点钟受审，四点钟就被处死了。
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索朗热在学校的工作是上午九点开始。她的学校毗邻植物园。我犹豫了很久才让她走；她也不愿离开我。但是必须得离开。索朗热很容易面临凶多吉少的调查。
我叫了辆马车，一直护送她到圣伯纳德护城河街，在那里，我下了车，让她独自赶路。一路上，我们默默无言地紧紧相拥，伴着泪水相互亲吻。
离开车子后，我如同脚下生根般地站在地上。我听到索朗热在呼唤我，但是我不敢去找她，因为她那被泪水濡湿的面孔，还有她那异常激动的举止都很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苦恼至极地回到家，整个白天都在给索朗热写信。晚上，我寄给她一大扎情书。
我的信件刚寄出去，我就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
原来，她因为上班迟到而受到严厉的训斥，并遭到严苛的盘问，有人还威胁说要取消她下个周末的假期。但是，她誓要与我团聚，哪怕失掉她的职位。有可能要与她分开整整一个星期，我想我会发疯的。更令我沮丧的是，一封来自她父亲的信件好像已被人篡改过。
我熬过了一个难受的夜晚和一个更加痛苦的白天。
第二天，天气变得很可怕。大自然似乎溶化在一场绵绵不绝的凄冷之雨中——这样的一场雨是在宣示冬季的来临。在去往实验室的整条路上，我都能听到有人高声宣读着被判死刑者的名字，那是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名字，这些喊叫声折磨着我的耳朵。这是个血腥的大丰收。我那天的研究看来是不会缺少实验对象了。
那天天黑得很早。四点钟我来到克拉马尔公墓时，天已傍晚。
墓地里，一座座新筑的坟茔都很大，稀疏而又光秃的树木在风中摇摆，那荒凉的景象，简直令人骇然。
一个巨大的土坑在我面前张着大口。它将接纳今天来自革命广场上的收获。这口大坑比往常的都要深，据此可以料到，受害者的数目是极其巨大的。
我机械地靠近那个坟坑。坑底已经汇聚了一潭水。我脚下一滑，差一点儿掉下去，吓得我毛骨悚然。雨水早已浸透到皮肤。我浑身战栗，急忙走进实验室。
这里原是，如我前面所说，一个废弃了的小教堂。我的目光四处搜寻着——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想要发现这座建筑曾经用作神圣教堂时的一些痕迹，它们是否仍然遗留在墙壁或祭坛上；然而，墙壁是光秃秃的，祭坛是空荡荡的。
我点上蜡烛，把它放置在工作台上，上面散乱地堆放着我使用的各式各样的奇异工具。我坐了下来，陷入沉思。我想到那可怜的王后，我曾见到过她美丽、辉煌和幸福的样子，昨天竟在国人的咒骂声中被押送上了断头台，今天她尸首不全地躺在普通罪人的尸架上——她曾是睡在杜伊勒里宫和圣克卢宫御座那镀金华盖下的人啊。
我就这么坐着，沉浸在感时伤怀的深思之中，外面的风雨倍加肆虐。雨点猛击着窗玻璃，大风悲号般地扫过树枝。少顷，狂风暴雨中混入了车轮的声音。
这是刽子手的红色运尸车，运来的是从革命广场装载而来的可怕“货物”。
小教堂的门被推开了一半，接着进来两个人，他们浑身已被雨水淋透，二人抬着一个麻袋。
“嗨，勒德吕先生。”刽子手说道，“你心里盼望的东西来了！今晚不用着急！我们留下你单独享受他们的陪伴。命令是明天之前掩埋完毕，这样他们就不会着凉了。”
伴着恐怖的笑声，两个刽子手把麻袋放到了一个角落里，靠近原来祭坛的位置，正好就在我的面前。随即，他们悠闲自若地走了出去，门也没关。房门猛烈地来回拍打，我的烛光被刮得忽明忽暗。
我听到他们卸下马具，锁上墓地大门，离开了。
奇怪的是，我竟然产生出要跟他们一起走的冲动，但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却把我束缚在原地。我禁不住一阵战栗。我原本并不害怕；可是狂风的怒号，大雨的飞溅，树枝抽打的啸鸣声，以及那使得烛光颤抖的剧烈振动的空气——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充满莫名的恐惧，它从发根开始，继而传遍全身每一处。
突然，我猜想自己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温柔而又哀怨的声音；一个从教堂里发出的声音，喊着“阿尔贝”这个名字！
我大吃一惊。
“阿尔贝！”
可是用这个名字称呼我的，整个世界就只有一个人！
我慢慢地转动泪盈盈的眼睛环视教堂。教堂虽然小，但没有完全被那微弱的烛光照亮，留下一些角落和隐蔽处陷于黑暗之中。我的目光停留在祭坛近旁那被鲜血浸透的、装着可怕东西的麻袋上。
这时，同样的声音重复着同一个名字，只是听起来更加微弱，更加悲凄。
“阿尔贝！”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因恐惧而吓呆了。
这声音似乎是从那个麻袋里传出来的！
我摸了摸自己，确信我是清醒的；然后我双臂前伸，走向那个麻袋，可是我吓得动作僵硬，双目圆瞪。我把手伸进麻袋里。接着我似乎感到有两片依然温暖的嘴唇在我的手指上印下了一吻！
我已达到了无限恐惧的那种程度，过度的害怕变成了绝望中的无畏。我抓起那颗头颅，瘫倒在椅子上，把它放在我的面前。
接着，我迸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这颗人头，嘴唇仍是温暖的，眼睛半闭着，竟然是索朗热的人头！
我想我会疯掉的。
一连三次，我喊道：
“索朗热！索朗热！索朗热！”
喊到第三次时，她睁开了眼睛，看着我。眼泪噗噜噜滚下她的脸颊；接着，一道湿润的光芒从她的眼睛里飞射出来，仿佛是灵魂出窍，随后她的眼睛闭上了，再也没有睁开。
我像一个癫狂的疯子一样猛然站了起来，我想要逃离；我撞上了桌子；桌子倒了。蜡烛熄灭了；人头滚落在地，我俯身倒下，仿佛是一场可怕的高烧击倒了我——冰冷的战栗使我抽搐，然后，我深叹一口气，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掘墓工发现了我，我浑身冰冷得如同我所躺着的石板一般。
索朗热，被她父亲的信件泄露了身份，当天就遭到逮捕，被判以死罪并处决了。
呼喊我的那颗人头，注视我的那双眼睛，正是索朗热的人头，索朗热的眼睛啊！
注释
[1] 恐怖统治时期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从1793年10月至1794年7月实行的雅各宾专政时期。
[2] “无套裤汉”或称“长裤汉”，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贵族对贫苦的共和主义者的蔑称。
[3] 丹东，即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179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领袖，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他主张取消革命恐怖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实行大赦，反对恐怖扩大化。丹东一派被称为“宽容派”。
[4]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激进派党员于1790年在科尔德利修道院成立的政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