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当代中国文化的人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那些个人意识空前高涨的年轻人，选择职业时是听从家人的意见的。虽然当今的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鼓励自我发展，但它却没能有效地引起对独特自我更多的关注，也没能带来更强烈的实现一己之梦的愿望。相反，人们通常依旧将个人利益理解为与群体利益相辅相成，还是在不懈努力地把个人喜好跟家庭义务协调一致。如何理解这种与个人自我意识膨胀背道而驰的”反向”发展？以往公认的观点——中国人缺乏自我意识，以群体为重而牺牲个人——已不足以解释今日之现状。
Identity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中文里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我们需要用”特征”、”身份”、”认同”三组六个字，才能粗略地表达identity的意思。这六个字反映了中国人对identity问题的复杂思考。慎思这其中的蕴意，尤其是当读者面对陌生的习俗和观念时，可能会成为进入本章故事的有效蹊径。
《兄弟们长大》让我们看到，为个人特质做标识、帖标签是徒劳的。故事里兄弟们的identity可能更像尼采《快乐的科学》中的灵魂，也是不断变化的力量之相互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每个兄弟那迷一般的独特魅力，又不受制于任何道德判断的羁绊，始终如一。兄弟们成长中的变化以及变化的结果让我们不禁要问，刻意打造与众不同的self-identity意味着什么？虽然self-identity建构着我们每时每刻的存在，也可能的确有一贯性，但谁能定义它、锁定它？与众不同的identity的形成大概不会终结，而是永远都在生活的探索、变化和整合中不断成形。
《井不自知水多少》所讲的故事有说教性，但它用隐喻的方式，诠释了一个颇有新意的关于自我和identity形成的观点。这个观点深植于佛教的”缘起”之说和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路线”。请体会一下，用群体的力量来塑造个性化发展这样的悖论是否也有其深刻的道理。对故事的主人公耿自民——一个村官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他父亲传授的成长理论一方面有对个人identity并非孤立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人们可无限伸延之能力的信心。他这样的理解和信心皆因世间的一切都处于联动关系状态之中。当耿自民决定去直面未知的时候，他在展示对人类共有正能量信赖的同时也以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我们惯于把identity与种族，性别，阶级，宗教，族裔，职业或性取向等挂钩。雅克·德里达是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说自己的”出生决定了他既是这一个也是那一个。”1 他对民族国家identity的批评提请那些仰仗权利、制服机制和所谓主权意识建构起来的”主体”反思identity到底是什么，以及把它具象化的后果。《舅母》中的舅母有个神秘的抉择，它是对把identity具象化的彻底否决。对舅母此举的这般理解是读懂这篇揪心小说的关键，也是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中国乡村女子对生活深远影响的关键。
对德里达来说，国籍是个”不确定的、近来才有的、靠不住的、人为的”2东西。边界也是同样。舅母的蒙古村庄就座落在这样一条边界上；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无时无刻不在经历变化。跟许多人一样，舅母愿以自己的劳动成果为豪，但她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她与某个东西、某种行为或某一结果划等号。这种不确切、不靠谱的等式是对她人格尊严的最大侵犯，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回绝。只要是生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舅母与他人和解的方式和效果也说明她存在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她所做的食物。相对于人的生活和经历，没有什么分类命名可以是完整无缺的，也没有哪个标识可以精准无误。舅母英勇地捍卫了她的自由和尊严。
《恋人》中寓言式的呈现把生活推至极致，让我们看到把想像中的identity 当了真的后果。阅读时也请注意死亡来临时那颇具喜剧色彩的一刻。在那一刻里，布欢儿或许是带着对爱的满足步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