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鲍勃原本已经很亲密了，但在共同经历过这次蜕变后，我们之间的感情竟然变得更好了。之后的几天里，他就像块小膏药似的黏在我身边，又好像是在监督我，以防我的毒瘾再次复发。
我的新药毫无风险，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只要想起自己以前对毒品的依赖，就会让我全身发抖，幸好我已经远离毒品，再也不想沾上它了。
为了庆祝自己生命中的突破，我决定稍微整理一下房间。于是我和鲍勃每天都会在地铁站外面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用赚来的钱买些油漆、几张靠垫，以及两幅用来装饰墙壁的彩绘。之后我又去了一家位于托特纳姆的二手家具店，买了一张新沙发。这张沙发是勃艮第酒红色的，布料也很耐用，能够承受得住鲍勃爪子的攻击。我们原来的沙发已经用了很久，如今已是伤痕累累，这其中鲍勃的爪子功不可没，所以我决定不允许鲍勃用同样的方法礼遇这张新沙发。
几周后，夜晚变得越来越黑也越来越冷，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一起窝在沙发里。虽然离圣诞节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已经开始期待了，今年的圣诞节一定会非常美妙。
除了账单外，我很少收到其他信件。所以2008年11月初的某天早上，我一眼就注意到公寓邮箱里的一封信。那是一封航空信，上面盖着澳大利亚坦斯马尼亚的邮戳，是妈妈寄来的。
尽管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但信中的家常话还是让我倍感亲切。妈妈搬到了一个新家，就在坦斯马尼亚，她对那里非常满意。这几年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信件往来，这一次她之所以写信，主要是想询问我是否愿意回澳大利亚去看望她。她说愿意帮我买机票，希望我能在圣诞节假期时回去一趟，顺便去看看住在墨尔本的教父和教母，从前我和他们非常亲密。
她最后写道：我期待着你的回复。落款是“爱你的母亲”。
换做以前，我会直接把信丢进垃圾桶。我既叛逆又固执，而且过于骄傲，不愿接受她的帮助。
但现在我已经改变了，懂得换位思考。我对人生看得更加清楚，而且也感到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气愤和偏激渐渐消散，所以我决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太多方面需要权衡。我当然希望能再见妈妈一面。不管过去有多少是非对错，她毕竟是我的妈妈，我非常想念她。
当爸爸对我的流浪生活视而不见时，我曾和妈妈联系过几次，但从未诚实地告诉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十年前我们见过一次，那时她到英国，我们约在靠近埃平森林的一间酒吧见面。我坐地铁到了那里，和她聊了三四个小时。当时我未能如约在到达英国的六个月后回到澳大利亚，我对她撒了个谎，说自己在英国组建了乐队，我们正在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不打算回澳洲。
说谎让我很不好受，但我没有勇气告诉她自己过得很糟，沉迷在海洛因的世界里，每天都在虚度光阴。
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我说的话，但那时的我根本就不在意她的想法。
之后我们偶尔也会联系，但最常见的还是一连几个月没有彼此的消息，这让她感到非常痛苦。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我，2005年7月7日，伦敦发生了街头爆炸，即使那时我也没有给她打电话。我很幸运没有受到波及，但在地球另一端的妈妈却不知道我是否安好。她仍然和尼克在一起，那时的尼克正好在坦斯马尼亚警察局工作，他说服一个在大都会警察局工作的朋友，帮忙调阅了我的记录，然后有一天，两名警察到我在达尔斯顿的住所来找我。
当他们找上门时，我简直吓得六神无主。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的整个世界仿佛都坍塌了。其中一名警察对我说：“伙计，别担心，你没做错什么事，只是世界另一端有两个人想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我本来想说几句幽默的话来缓解尴尬，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看上去很严肃，而且并不高兴。
之后我联系了母亲，告诉她自己一切都好。
那时的我已经忘记世界上还有人关心着我。想要在伦敦街头活下去，我只能依靠自己，并且我也只在乎自己。
但是我变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漠视和欺骗，现在到了补偿她、告诉她真相的时候了。我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
此外还有一个去澳大利亚的理由，那就是我想给自己一个阳光假期，对于一个常年在伦敦街头工作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奢侈的梦想。换用新药让我的身体虚弱疲惫，如果能在新环境里待上几周，应该对我的康复有好处。妈妈告诉我，她现在住在一个靠近河流的偏僻小农场里，看样子，那里应该有田园般的风光。澳大利亚，或着说澳大利亚的风景，在我的心里总是占有特殊的地位，能和这种怡人风光再次相见，对我原本已经枯萎的灵魂将大有益处。
虽然回到澳大利亚有不少好处，但我还是有很多顾虑。
首先，我最大的牵挂就是鲍勃。如果我走了，谁来照顾他呢？当我回来时，他还会在这里等我吗？我真的能忍受和他分别好几个星期吗？
不过，这个顾虑很快就被解决了。当我提起这件事情后，贝拉自愿担任起临时监护人的角色。我知道她完全值得信赖，会把鲍勃照顾得很好，但我仍然担心这次寄养会给鲍勃留下阴影。
我的另一个顾虑就是钱。妈妈愿意帮我购买机票，但是我不可能一分钱不花就回到澳大利亚，我大概算了一下，要拿到入境许可至少需要500英镑。
我花了好几天来衡量利弊，最后决定还是应该回澳大利亚一趟。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换个环境，晒晒日光浴，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既然决定了回到澳大利亚，我就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首先就是必须拿到一个新的护照，但过去几年里的糜烂生活对重新申请护照将是个很大的阻碍。幸好一位社区工作者对我伸出援手，帮我准备了必要的文件，包括一份出生证明。
然后我必须预定航班。目前看来，最好的选择就是中国航空的航班，先飞到北京再转机到墨尔本。虽然这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还要在北京滞留一阵子，但价格却比其他航班便宜许多。妈妈给了我她的电子邮箱地址，我发了一封邮件，把所有细节都告诉给她，包括我的新护照号码。几天后，我收到一封确认信，得知妈妈已经帮我订好了机票，我已经随时可以出发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赚够500英镑，这很简单。
我准备在十二月的首个星期一出发去澳大利亚，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必须不停地工作。鲍勃大多数时候都和我一起工作，但下大雨时我就把他留在家里。我知道他不喜欢雨天，而且我也不希望在出发前让他生病，否则我很可能会放弃去澳大利亚的机会。
我很快就存了一笔钱，并把它们放进一个小茶叶罐里。虽然速度很慢，但每天都在慢慢积累。当我启程的日子快要来临时，我的钱也已经存够了。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希思罗机场。此前，我已经在贝拉的公寓里和鲍勃道别过了，他看起来并没有心慌意乱，显然并不知道我要离开整整六周。虽然我知道他和贝拉在一起会很安全，但我仍然很担心，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依恋孩子的父亲。
事实证明，我对这趟旅行完全失算了。我原本认为这会是一次非常棒的长途飞行，旅途中会十分轻松惬意，但接下来36小时的经历对我来说却完全成了一次噩梦。
一开始还比较顺利。飞机到达北京需要11个小时，一路上波澜不惊，我享受了飞机上的食物，观看电视打发时间。但到了晚上，我竟然失眠了，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一方面是因为药物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伦敦潮湿的天气。很多时候，我销售《大事件》杂志时都会赶上阴雨天气，所以在出发前患了重感冒，在飞机上不断流鼻涕。当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喷嚏时，空乘小姐和旁边的乘客都看了我好几眼。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降落时，广播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一开始讲的是中文，然后是英文翻译，基本上就是提醒我们，在飞机停稳前不要离开座位。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两个身穿制服的人走进飞机，径直走到我面前，然后其中一人靠过来，手中拿着一支温度计。
一名空姐在旁边翻译，她说：“他们需要帮你测量一下体温。”
“好的。”我知道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
我坐在座位上张大嘴巴等着，其中一人不断察看他的手表。测量后，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空姐告诉我：“你必须和他们去做一些例行的健康检查。”
那是2008年，正是猪流感的高峰期，各国政府都对此很敏感。我出发前曾看到一则新闻，说患上猪流感的人会被隔离，他们会在隔离病房里待上好几天。所以我跟随他们去做健康检查时，预感自己八成会被监禁在隔离病房里。
他们对我进行了各项检查，从抽血到采集身体数据，但并没有发现猪流感、SARS或其他易感染疾病的症状。两个小时后，一个态度友善的负责人向我致歉，并表示我可以离开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找到转乘的航班，但我却在庞大的首都机场里迷了路。我大约有3个小时的时间找到行李和下一班飞机，距离我上一次进入机场航站楼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都快忘记飞机场是多么的扑朔迷离，首都机场更是如此。
我必须坐轻轨从三号航站楼的一处走到另一处。在转错几次后，终于在距飞机起飞不到1小时的时候找到了我的航班。
当我坐到飞机的座位上时，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去往墨尔本的这架飞机上我睡得很熟，主要是因为我太累了。可到了墨尔本，我又遇到了另一个麻烦。
就在我准备通过海关时，突然注意到一只拉布拉多犬正兴奋地嗅着我的行李。海关的一名警卫对我说：“抱歉，先生，请你和我们过来一下。”我心里想：哦，天哪，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我被带进一间检查室，他们开始检查我的行李，然后拿出电子侦测器扫描我的包。从他们的神情中，我多少可以判断出来点什么。
警卫说：“很遗憾地告诉您，您的行李被检测出古柯碱阳性反应。”我瞬间呆住了，完全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没有吸食过古柯碱，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他们甚至买不起这种东西。
他们确认了结果后对我说，如果只是出于私人用途就不算违法。
警卫说：“如果你时常有类似的行为，而且只限于自己使用，你只要向我们说明就可以离开。”
我解释了自己的情况，说：“我正在进行戒毒疗程，所以不可能吸食任何毒品。”我给他们看了医生给我的说明信，上面解释了为什么我会服用丁丙诺啡。
最后他们总算对我大发慈悲，又检查了一遍行李后就放了我。当我出现在通关区时，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必须转搭另一班前往坦斯马尼亚的飞机，这又会花上几个小时。
当我抵达坦斯马尼亚时已经是傍晚了，这趟旅行几乎把我累垮了。妈妈正在坦斯马尼亚机场外等着我，并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她流着眼泪，我想是因为看到活蹦乱跳的我而感到开心吧。
我虽然没有哭，但心里也十分激动，能再次见到她真是太棒了。
妈妈住的地方就像信中所描述的一样讨人喜欢。屋子又大又通风，有一个宽阔的后花园，四周围绕着农田，还有一条小河从农田边上潺潺流过。这真是个如诗如画的地方。
我将在这里度过一个月的时光，放松自己，恢复身心，让自己再次振作起来。
几周后，我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伦敦讨生活时的各种焦虑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妈妈细心地照顾着我，把我喂得饱饱的，我能感到力量又回到我的身体里，也能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修复。
刚开始我们没有深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谈话渐渐地多了起来。有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欣赏落日，我喝着饮料，聊着聊着话就说开了。这不是煽情，和好莱坞电影里的桥段也不一样，我们只是在说话，说了很多很多。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用吸食毒品来逃避情感，将自己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但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得到。感情重建的道路虽然既艰辛又漫长，而且进展缓慢，但它确实在向好的一面发展，现在我的情感终于回来了。当我说出过去这十年里自己经历的痛苦时，妈妈完全被吓到了，就像任何为人父母者所应有的反应一样。
她哭着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可能过得并不好，但没想到你竟然过得如此糟糕。”
有好几次，妈妈就坐在那里，把脸埋进双手之中，喃喃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护照丢了？为什么你没给我打电话求助？为什么你没有去找爸爸？”显然，她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感到相当自责。她觉得是她把我推进了火坑，但我告诉她自己并不怪她，是现实让我堕落，没有人应为此遭受指责。
“你不可能想让我睡在纸箱里，每晚吸食毒品，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说完这几句话后，她停止了哭泣。
当我们对彼此释怀后，我们之间的沟通就变得轻松多了。我们聊了一些过去的事情，还有我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度过的童年。我觉得能开诚布公地和妈妈谈谈真好，我说小时候觉得她就像个遥不可及的人，是保姆把我带大的，不断搬家对我的影响很大。
这番话一定让她感到很受伤，她争辩说，那只是因为想赚更多的钱，让我们有个栖身之所。我认同她的话，但我仍希望她那时能多陪陪我。
我们并不是只聊不愉快的事，谈话中也时常夹杂着笑声。我们都认同我俩是多么的相似，然后聊到当我还是一个青少年时和她争执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笑了出来。
妈妈承认，相似的个性是让我们之间冲突不断扩大的罪魁祸首。她说：“我的个性很强硬，你的也是，你简直就是我的翻版。”
当然，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聊现在的事情，而不是回忆过去。她问我是否已经完成戒毒疗程，以及我将来准备如何谋生。我告诉她，自己还差一步就能成功戒除毒瘾，如果足够幸运，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毒瘾完全戒掉。
有时候妈妈会静静地听我说话，她以前很少这样。我们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太过相像，所以经常会陷入争吵之中。
我们会经常聊到鲍勃，我随身带了一张他的照片，那是我拿给每一个对鲍勃感兴趣的人看的照片。妈妈看到照片后，笑着对我说：“他看上去很聪明。”
我骄傲地说：“没错，他非常聪明。如果没有鲍勃，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澳大利亚的生活非常棒，既净化了我的心灵，又让我有时间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我甚至有点想搬回澳大利亚了，在这里我有一个家，能够得到比伦敦更大的支持，但这里没有鲍勃。如果没有我，他很可能会迷失，就像我不能没有他一样。这种左右为难的决定并没有长时间困扰我，我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六周，我的心已经准备好回到伦敦了。
我挑了个好时机向妈妈表明离开的决心，当时她正送我到机场，准备前往墨尔本看望我的教父教母。在我年轻时，他们曾对我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他们在澳大利亚经营一家最大的民营电信公司，还成立了最早的无线电传呼机公司，所以他们曾经非常富有。当我还是一名小男孩时，经常会跑到他们在墨尔本的大厦里玩耍。每当我和妈妈吵架后，也都会跑到他们家里住上一阵子。
他们听到我的故事时的反应和妈妈一样，都被吓到了。他们想给我金钱上的帮助，甚至帮我在澳大利亚找一份工作。就像我跟妈妈解释的一样，我也告诉他们，自己必须回到伦敦，那里有我的一份责任。
回程与来时相比，少了许多麻烦。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了许多，变得既健康又强壮了，这些变化甚至仅从外表就能看出来。在飞机上，我几乎都在睡觉，因此精神和体力也都非常充足。
我现在只想再见到鲍勃，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是老样子，是否已经忘记了我，我唯一确定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将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忧虑与不安。
当我走进贝拉的公寓时，鲍勃立刻兴奋得摇晃起尾巴，像一只离弦的箭一样从沙发上跳起来，冲进我的怀里。我带给鲍勃一件小礼物——一对袋鼠布偶，他很快就对它们爱不释手了。晚上，当我们告别贝拉准备回家时，他立刻爬上我的肩膀，像以前一样趴在最喜欢的位置上。
我在世界另一端所经历的心理和生理上的旅行，此刻通通被抛诸脑后了。这个世界里再一次只剩下我和鲍勃，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彼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