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应老友林语堂之邀，就任厦大国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教授。关于鲁迅为何出走厦门，一直有多种解释。鲁迅自己的解释是“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自传叙略》），事实上，在鲁迅到厦门之前，段祺瑞政府已经垮台，鲁迅在北京还是比较自由的。因此可以说，政治因素不是迫使他南下的原因。

还有学者提出鲁迅南下厦门，与许广平南下广州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爱情是让鲁迅选择厦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实际上，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另有原因。

鲁迅作为教育部的雇员，在大学兼课都是收费的，因为教育部欠薪十分严重，鲁迅曾经是索薪运动的骨干成员，索薪时还被警察打掉了一颗门牙。鲁迅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到从1926年1-7月，鲁迅只领了4次薪水1905大洋，而历年所欠鲁迅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女师大事件发生后，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职位。就这样鲁迅失业了。而此时，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厦门。7月28日，鲁迅也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

1926年8月26日，鲁迅乘火车离开北京。8月29日清晨，列车抵达上海，鲁迅暂寓旅社，许广平则于当晚住到了她叔父许炳璈家中。在上海，鲁迅受到了上海文化界的热烈欢迎，8月30日晚间，郑振铎在清闲别墅宴请鲁迅。席间，鲁迅会见了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陈望道、夏丏尊等十多位著名人士。

9月1日深夜，鲁迅登上了“新宁”号轮船，次日晨7时向厦门进发。许广平也于同日早晨8时，乘“广大”号离沪赴广州。1926年9月4日午后，经过3天的行程，“新宁”号轮船抵达厦门，鲁迅暂住码头附近的旅馆，距厦门大学约有5公里，林语堂、孙伏园等人来接，然后从太古码头乘小舢板来到厦门大学。

鲁迅与同住在“宫川宅”公寓的五名中国学生在仙台东一番丁照馆合影，摄于1905年秋

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经将篮摇了两摇，扬长而去了。幸而我的篮里并无人参汤榨菜汤或玻璃器皿，所以毫无损失，请勿念。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所以并不嚣杂，但挤是挤的。我从七年前护送家眷到北京以后，便没有坐过这车；现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间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又发生一点小风潮，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会做出来！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事。

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不过一到下关，记起这是投壶的礼义之邦的事来，总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里，下关也还是七年前的下关，无非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赶不上特别快车了，只好趁夜车，便在客寓里暂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谓“夫子”）和茶房还是照旧地老实；板鸭，叉烧，油鸡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时候，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四个兵背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那一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是第一回。我觉得他们倒并不坏；假使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的善造“流言”，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觉，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须弯起来。这车里的茶是好极了，装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许因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惊小怪了罢，然而大概确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两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几乎没有睡觉。

在这车上，才遇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恐怕投壶的日子正长久哩。

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作“吉柏希”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