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1年彼得一世从根本上改组东正教管理与存在方式，成立了圣主教公会作为管理俄国宗教事务的最高机构，1724年成立圣彼得堡科学院。这些重大举措，使俄国东方学由从偶发事件引起的了解和认识东方，转向有目的地把握关于东方的知识、建立学校、大学、科学院的机制。俄国开始尝试有计划地培养东方语言人才，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专门的考察，收集东方的手稿、书籍和珍稀品等。这些都推动着俄国18世纪的东方学由以解决实际任务为目的转向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东方，从而为俄国汉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与汉学
988年，东正教被确立为俄罗斯的国教。到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的1721年，设立了由教会人员和世俗官员共同组成的圣主教公会（Синод），沙皇具有解决教内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东正教是俄国与中国建立稳定联系的巧妙途径。1711年，在中国北京主持东正教活动的马克西姆神甫去世。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俄国以准许中国派往卡尔梅克的使团经俄境往作为交换条件，请求由俄国再派出东正教司祭为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主持圣事。1715年俄国政府和教会得以将东正教使团派入了北京，这便是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
第一届使团的教堂执事奥西普•季亚科诺夫，在掌握了满语之后，被理藩院聘请对中俄往来公文进行俄满互译，并在康熙四十七年（1707年）清内阁开办的俄罗斯文馆任俄语教席。
1727年根据中俄恰克图条约第五款，俄国学生随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进入北京，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呈按时补缺、定期轮换之势。从第二届起就有学生随使团来华学习汉语，俄国开始在中国以东正教使团为基地，直接培养汉语和满语人才，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解决中俄交往的语言障碍。从此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连续在北京驻扎达二百余年之久，为俄罗斯汉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被称为“俄国汉学家的摇篮”。
第二届使团中的随团学生罗索欣在中国生活了12年，在内阁俄罗斯文馆和理藩院担任翻译，翻译了当时权威的《俄语语法——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用于内阁俄罗斯文馆的教学。罗索欣的其他翻译作品翻开了俄国人由原本直接翻译中国文献的第一页。1741年3月21日由中国返俄后的罗索欣来到科学院“翻译和教授汉语和满语”，拉开了俄国本土脱离西欧直接研究中国的序幕。1750年他完成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翻译。从罗索欣之后的列昂季耶夫到当代学者，都对这部手稿十分关注。1756年，罗索欣受命翻译《八旗通志初集》，得译稿共16卷。罗索欣在翻译过程中作了大量注释，极其详尽，注释最后单独集成一集，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八旗通志初集》俄文全译本于17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当代俄罗斯汉学家的不少研究都得益于罗索欣的这个全译本。
1764年，彼得堡科学院的米勒院士推荐发表的罗索欣由满语翻译的《异域录》的俄文全译本，被国际汉学界认为比宋君荣节译的法译本更实用。《异域录》一书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派出的探访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阿玉奇汗的使团成员图理琛沿途记下的有关俄罗斯国民生计、待人接物、地理形势等内容，以汉语、满语两种文字写成。该书于雍正元年（1723年）刊刻，立刻受到俄国和西方的关注，18世纪出版了法、德、俄译本，19世纪出版了英译本，20世纪出版了日译本，据传还有蒙文本。1964年日本学者今西春秋出版了《汉满文校注异域录》，细致地研究了该书的汉满文本。足见该书对各国汉学之影响。此外，罗索欣的翻译作品还有从《大清一统志》中摘译的关于阿尔泰山脉的部分和《中国地图集》、《清文鉴》、《三字经》。罗索欣由汉语和满语直接译成俄语的文献，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手工业、儒家学说、清朝的军队以及一些教学资料，尽管在其有生之年其译稿均未获发表，但他的俄译资料被科学院的学者广泛使用。
第三届使团学生列昂季耶夫返俄后于1756年被任命为外务委员会翻译，开始了他成果卓著的汉学家生涯。1757年，罗索欣提出由列昂季耶夫协助其翻译《八旗通志》。罗索欣去世前完成了其中5卷和1卷的注释部分，其余大部分则由列昂季耶夫完成，并于17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处于俄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列昂季耶夫，顺应俄国社会现实的需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大量地介绍给俄国，其译作大多得以公诸于世。1779年，在俄国已出现转译自法文本的《大学》，列昂季耶夫后发表了由汉语和满语直接翻译的俄译本。1782年他在发表《大清律例》俄译本的同时将摘译的《易经》作为附录，第一次向俄国社会介绍中国关于万物之源的阴阳辩证关系的独特学说。《大学》中“修齐治平”的思想符合18世纪下半叶俄国现实的精神诉求，即要对普通人进行思想启蒙，提倡通过完善自我、家庭和整个国家，来创建理想社会。同样，《中庸》中治国“九经”与开明专制的思想相符合。因此，列昂季耶夫的译作得以顺利出版并不止一次地再版。列昂季耶夫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还有《三字经》、文集《中国思想》。1778—1779年，列昂季耶夫翻译出版满文本的《大清律例》简缩本（2卷），1781—1783年翻译出版了《大清会典》。1778年，列昂季耶夫以《简述中国的城市、收入及其番属国》为题节译了《大清一统志》。该书完全保持了一手原始资料的特点，对于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列昂季耶夫一生发表作品22种，这些由汉语和满语直接翻译的作品是对18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思想生活的一大贡献。他的众多作品还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在欧洲发表（如《中国思想》就被译成了德语和法语）。可以说列昂季耶夫是第一位把中国的政治哲学思想直接介绍给俄国社会的俄罗斯汉学家。
列昂季耶夫去世后，第六届使团返俄的学生巴克舍耶夫接替了他在外务委员会的工作。在北京期间，巴克舍耶夫编了一部包含1万个词条的满俄词典，这是俄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满俄词典。巴克舍耶夫1778年在外务委员会工作一年后去世，与他同在第六届使团的同学阿加福诺夫继任该职。1788—1795年间，阿加福诺夫先后出版了《忠经》、《圣祖圣训：论治道》、《圣祖圣训：圣德》等译自满语和汉语的中国典籍。这些资料不仅向俄国介绍了中国政治思想，同时还使俄国社会在此基础上认识俄中交往，思考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俄国现实。1788年，莫斯科出版了阿加福诺夫1786年在伊尔库茨克期间所编《中国历代皇帝年表》。
列昂季耶夫和阿加福诺夫的译著是俄国汉学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些中国传统思想题材的译文的发表，形成了俄罗斯汉学史上译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的高潮，也表明了当时俄国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兴趣。在彼得堡科学院成立后，特别是到了18世纪中叶前后，罗索欣、列昂季耶夫、阿加福诺夫等人的译自汉语和满语的资料为科学院的中国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18世纪俄罗斯汉学发展起步阶段，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以外交功能为主，使俄国成为唯一一个同中国保持稳定的贸易联系、并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国家。加上东正教使团成员中神职人员与世俗人员兼备，这种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为俄国人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在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中国善本书籍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彼得堡科学院的汉学
在俄国的历史上，17世纪末彼得一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使俄国出现了一股欧化之风，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和俄国向欧洲的进一步开放，使得俄国通过18世纪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活动将自身纳入了欧洲国家的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对于中国的兴趣也随着欧洲的科技、人文知识一起被引入俄国。在德国早期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的提议之下，彼得一世1724年1月28日颁布命令在俄国创办科学院，并亲自拟定章程草案、确定编制、寻找财政支持，甚至奉献自己的藏书为未来的科学院图书馆建立馆藏。
1. 科学院成立伊始时的汉学
1725年底，来自哥尼斯堡的普鲁士东方学家哥特利布•西格弗里德•巴伊尔受聘于圣彼得堡科学院，1725年供职于古希腊罗马史院士席位，从1734年起，供职于“东方古代史”院士席位。早在1713年巴伊尔就接触到了汉语，1718年他在哥尼斯堡发表过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来到俄国后，巴伊尔从俄国驻中国商务代表朗格、俄国出使中国使团的成员以及奥斯捷尔曼收藏的图书中得到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材料。在1731—1740年间巴伊尔在彼得堡和柏林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在彼得堡，巴伊尔学习柏应理带回欧洲的《汉文文法》有所得，出版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并在1731年出版了其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中国博览》。这部两卷本著作以西欧研究中国的著作为基础，上卷介绍汉语语法基础、汉语白话和文言规则、汉字相关知识的情况（纸、墨、书籍印刷等）；下卷包括44个汉字表、中国皇帝年号表、职官名，并介绍了孔子生平及其哲学思想，此外还有关于中国度量衡、计时方式、度量衡等内容。《中国博览》出版后反响很大，长时间持续地受到关注。俄汉学奠基人比丘林在其1838年出版的《汉文启蒙》前言中肯定巴伊尔的这部著作是欧洲同类作品中的第一部，也谈到它因此必然存在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同时比丘林认为，“巴伊尔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关于语言机制的概念虽不全面，但却是相当正确的”。1886年法国汉学家考狄认为，《中国博览》较巴伊尔之前的汉学家的作品是一个重大的飞跃。虽然巴伊尔的这部著作有一些不足，但作为欧洲第一部从理论上研究中国语言的作品，《中国博览》体现了这一问题研究进展的必经阶段，反映了当时欧洲汉语语法知识的水平，欧洲对汉语的认识程度以及18世纪30年代描写鲜为人知的语言的角度。巴伊尔在彼得堡期间还编写了《汉语词典》（拉汉，26卷），但由于出版技术的原因，这部词典最终没能出版。
巴伊尔去世后，到19世纪之前，科学院再没有设立与中国相关的东方学院士职位，但是科学院工作的学者、翻译和教师们一直继续关注着东方。他们的很多活动都和汉学密切相关，特别是科学院组织的大规模的考察。
1718年11月15日，彼得一世颁发了关于东方“考察”的命令，西欧学者梅塞尔施密特应邀主持了1720—1727年间的西伯利亚考察，大量收集西西伯利亚、达斡尔和蒙古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人种学资料，留下了大量著作，并将日记、手稿文章和来自西伯利亚古墓的收藏品带回了彼得堡。梅塞尔施密特在考察的7年中学会了蒙古语和西夏语，收集了20种西伯利亚地区方言的语言学例证资料，其中包括满语、蒙语、西藏语等。
1732—1743年，担任历史学院士的米勒主持了科学院的第一次考察。1750年米勒西伯利亚考察10年的成果《西伯利亚史》在彼得堡出版，引起当代学者关注，经重新整理，以三卷本的《西伯利亚史》为名再次出版。
1767年由德国来到彼得堡的著名学者帕拉斯主持了彼得堡科学院第二次考察，中国是其主要研究范围之一。帕拉斯在《俄国各省旅行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的考察经历，特别是关于东方的民族——中国汉族人、蒙古人等的记录，并附以身着民族服装的各民族人物图片。
巴伊尔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期间将《中国博览》送给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并开启了圣彼得堡科学院同北京的耶稣会会士的通信及书籍互换。巴伊尔与耶稣会会士严嘉乐、宋君荣、戴进贤、徐懋德通信近十封，丰富了圣彼得堡科学院在中国的天文、史地、语言等方面的知识。
2. 科学院的中国藏品和书籍
1714年，为促进俄国教育的推广，以彼得一世私人收藏为基础，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俄国第一所科普性质的民族学博物馆——珍宝馆。在珍宝馆1741年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到不少关于收到中国藏品的记录。遗憾的是，1747年，珍宝馆遭遇了一场大火，几乎摧毁了全部馆藏。到了18世纪下半叶，科学院组织下开展的大规模的东方考察大大地丰富了珍宝馆的馆藏，藏文、蒙文、西夏文的一些手稿都成为其藏品。
在珍宝馆中，科学院图书馆占有特别的分量。1766年列昂季耶夫为科学院图书馆的中国书籍整理了目录，1798年科学院院士布塞出版了科学院中国图书目录，当时藏书计238种。到18世纪末，科学院所收藏的东方手稿和书籍，在数量和规模上看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1727年，科学院组建了印刷厂，以俄语、东方语言和西欧语言出版的书籍。其中包括汉学的东方学相关的内容有六大类：东方语言的原版书，游记、日记、词典和语法书等，译自西欧语言的东方学书籍，译自东方语言的书，专门刊登俄国及其国外关于东方、关于俄国与东方关系的报道的报纸《圣彼得堡通报》（以德文和俄文两种语言出版），大量刊登关于东方的内容的普及性文章的学术普及性杂志——《每月“通报”历史、物种、地理释》、《周言或月语》、《科学院简释》、《学术谈》、《益乐月刊》、《新月文汇》，第一份学术期刊《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评论》。
3. 科学院及18世纪整个俄国的汉语教学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俄国，已经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亟待理顺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需要培养具有实用东方学知识的人才。彼得一世1700年颁布的命令中已经提到培养掌握东方语言的翻译的问题。1720年2月13日外务委员会的命令中明确规定组织东方语言教学是外务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之一。
1726年，在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开设了蒙语学校，罗索欣便是其三名学生中之一。外务委员会有目的地组织汉语教学始于1738年。当时外务委员会命在卡尔梅克掳掠的清人周戈（音译）在莫斯科教授汉语和满语，军人出身的周戈以诵读《清文鉴》为基本教学方法，培养的3名学生中，便有代表着18世纪俄国汉学发展高峰的列昂季耶夫。
在彼得堡科学院，1741—1751年的10年间委派罗索欣组织汉语教学。罗索欣撰写了《俄文字母转写汉语发音》，帮助学生学习汉语和满语，带领学生翻译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典籍，如《四书》等。
1763年，在俄国外务委员会附属之下有一所满语和汉语学校，由列昂季耶夫主持，一起进行教学的还有一位从斯塔夫罗波尔卡尔梅克调来的一个中国人，在俄国受洗后的名字是阿尔杰米•瓦西里耶夫。
1770—1773年间，俄国政府枢密院出台了一系列经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的文件，责成缺少东方语言人才的各省办公机构组建专门的学校，从俄罗斯人中培养东方语言翻译人才。具体说来，在伊尔库茨克省，开设了汉语、蒙语、西夏语等；在1780—1790年间鄂木斯克的民间学校中进行过满语教学。
1797年2月26日出台了外务委员会成立亚洲司的法令，1798年，外务委员会拨款3000卢布，正式成立了一所培养汉语、满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鞑靼语翻译的学校。主持汉语和满语教学的是由第七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回国的学生安东•弗拉德金。该校招生一改以往从神学学校选拔的方式，而从世俗学校招生，其中大多是外务委员会的子弟（先后4人）。这所学校存在了约3年，其中1名学生毕业后于1805年被吸收为俄国东正教第九届驻北京使团的学生，回国后在外交部亚洲司担任翻译，成为19世纪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三、西方汉学对18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影响
启蒙运动中的俄国接受了来自欧洲的思想文化倾向，科学院成立后大量引进西欧学者，欧洲对于中国的兴趣也随着欧洲的科技、人文知识一起被引入俄国。18世纪俄国思想文化主流的精英阶层也逐渐形成。
彼得一世把俄国带向了欧洲，他的思想方针至18世纪后半叶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得以彻底地实施，使俄国完全纳入了欧洲国家的轨道。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启蒙思想家交往密切，倾慕法国宫廷的“中国风格”，醉心于中国的器物文化。因此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18世纪下半叶，俄国思想家和大众文化界对于中国的兴趣有增无减。诺维科夫、冯维辛、捷尔查文、拉吉舍夫等俄国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作品中关注中国，而且借助中国深入思考俄国现实。这一时期，彼得堡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储备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翻译，他们娴熟地掌握了语言，出于工作或其他原因同东方学或汉学发生了联系，并由欧洲语言翻译发表了大量与中国的相关的文章、书籍。1731—1793年间，杂志上刊登过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有50多种，18世纪还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译著。
综上所述，18世纪俄国汉学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商队、官方使团、东正教使团频繁入华，科学院的成立，俄国学者和政府与北京耶稣会会士的交往使18世纪成为俄国汉学积累中国典籍善本的重要时期。俄国汉学所收集拥有的很多资料对于整个欧洲汉学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其二，18世纪俄国汉学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北方地区，其成果是西欧洲汉学所缺少的。从描述介绍中国的角度来看，与关注中国沿海和南部地区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互相补充之势，是世界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18世纪的俄国，虽然从彼得一世起，就开始重视关于中国的问题，但由于这些法令、措施都是从国家的实际利益出发，伴随着中俄关系发展的进展而出现的，因而其影响主要在政府内部。商队、官方使团、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关于中国的文件、报告和消息还不能在社会大众中公开，因而其影响十分有限。俄国在这一时期亲近欧洲的一系列活动，使欧洲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大量地传入俄国。这正是18世纪俄国书刊中大量出现关于中国的消息的动因，极大地推动了俄国主流的思想文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俄国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把社会丑陋的一面同被理想化了的中国形象对比起来，影射俄国不堪的社会现实，为俄国的发展寻求出路，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汉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汉学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