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将介绍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汉学家，卫三畏与费正清，前者是传教士汉学家的代表，后者是专业汉学家的代表。
一、卫三畏
卫三畏于1812年出生于纽约州的尤蒂卡，1884年去世。他的父母是当地长老会的成员。1832年，纽约长老会向广州的美部会传教站运送了一套印刷机器，并请卫三畏的父亲威廉•威廉斯帮助他们寻找一名年轻的印刷工。威廉斯立刻推荐了自己的儿子。1832年7月美部会正式任命卫三畏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在接受了一段时间印刷方面的训练后，卫三畏于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同年10月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40年的工作生涯。在最初的20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印刷《中国丛报》。1856年印刷所在中英冲突中被烧毁后，他脱离了美部会，效力于美国驻华使团，直到1876年。1877年他回美国后很快被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前身）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从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汉学教授。
综观卫三畏的一生，尽管各种事务缠身，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汉学的研究。1833年他刚到中国，就开始研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在广州、澳门、北京长期居留期间，始终没有间断。1846年他加入美国东方学会，1881年被选为该会的会长，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去世。这是卫三畏晚年继被任命为耶鲁首任汉学教授后的又一大荣誉，这也表明了他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之高。
卫三畏在汉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拾级大成》、《中国地志》、《中国总论》、《英华分韵撮要》、《汉英韵府》、《我们与中华帝国的关系》等。其中《中国总论》是他的代表作。
1844年底，卫三畏回美国休假，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全国各地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多次讲演，受到热烈欢迎。1846年卫三畏决定将这些讲演用文字写出来，形成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稿，这就是《中国总论》。该书于1848年初版后，多次重印，很受欢迎，不仅成为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的参考书，而且作为中国历史文化课的教材被一些英美教育机构长期使用。《中国总论》的大部分内容还被翻译成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在西方的影响很大。1876年卫三畏回到美国后，又对《中国总论》进行了一些修改，修订版于1883年出版，在1848年初版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中国总论》分上、下两卷，长达1200多页（上卷590页，下卷614页）。全书分23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这23个章节是：（1）地理区划与特征，（2）东部行省，（3）西部行省，（4）边疆地区，（5）人口，（6）自然资源，（7）法律与政府机构，（8）司法，（9）教育与科举，（10）语言结构，（11）经学，（12）史学与文学，（13）建筑服饰饮食，（14）社会生活，（15）工艺，（16）科技，（17）编年史，（18）宗教，（19）基督教在华传播史，（20）商业，（21）中外交通史，（22）中英鸦片战争，（23）战争的发展与中国的开放。不难看出，《中国总论》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所有重要方面，将其书名定为“总论”，是很贴切的。
第一章《地理区划与特征》介绍了中国的位置、疆界、山川河流的分布以及中国的五大民族。作者指出，China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其名称的由来是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的“秦”，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是“天下”、“四海”或“中国”（Middle Kingdom），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后者作为题目的原因。作者在这一章还提到了中国的一些宏大工程，认为它们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长城和大运河。在以下三章中作者介绍了清朝的18个行省和边疆地区（满洲、蒙古、伊犁、西藏）。在所有这些行政区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直隶，因为北京位于这个行省之内，作者对这个首善之区给予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紫禁城和其他皇家建筑更是作者描绘的重点，并附有一幅详尽的地图。南京作为旧都也得到了详细的介绍，南京之外还介绍了江南最重要的城市是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以及刚刚开放的还只是一个小镇的上海。广州和澳门是作者生活多年的城市，当然不会略过，他特别对自己居住的夷馆给予了详细的描述。香港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大兴土木，人口也大量增加，作者估计1845年6月已经达到25000人。
为了给美国读者一个关于中国的更清晰的地理概念，卫三畏还特地请纽约的一位绘图师阿特武德雕刻了一副中国全图（Map of the Chinese Empire），这幅地图折叠后附在《中国总论》的第一卷中。能够随书附上一幅精确的地图是卫三畏的夙愿，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个愿望绝非易事。因为虽然已经五口通商，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都还处在外国人的足迹之外。地图的绘制参考了当时可以找到的各种中国地图，包括早年天主教传教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英国海军的作战地图。卫三畏的这幅地图为后来很多地图册收入，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标准的中国地图。
关于中国的人口，虽然不少西方人士对中国政府的统计表示怀疑，但卫三畏认为在无法进一步确证的情况下应该以清政府的21次人口统计为准，特别是1711年、1753年、1792年、1812年四次的统计数字可信度尤其高，根据1812年的统计，中国的人口是362467183人。
中国的自然资源一直是卫三畏关心的课题，在《总论》第6章中他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说明了中国的矿物、动物、植物资源。
在接下来的第7、8两章中卫三畏全面介绍了以清朝为中心的中国的司法和行政管理体制。《大清律例》在作者看来是一部颇为完备的法典，而清政府的各大行政部分也能做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一一介绍了13个重要部门：内阁、军机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理藩院、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另外，对光禄寺和钦天监他也作了简单描述。在介绍完了中央政府之后，作者将话题转向地方政府。卫三畏首先解释了总督和巡抚的差别和关系，接着一一介绍了督抚之下的各级官员。从总体上说，作者认为清朝的地方管理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两百年来一直比较太平。当然乡绅和族长在中国的地方管理（特别是农村基层管理）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此作者也给予了一定篇幅的介绍。在清朝的官员中，外国人比较熟悉的除林则徐外，就是耆英了。耆英是《望厦条约》谈判时的中方代表，卫三畏与他有过直接的接触，另外耆英在解除清政府关于基督教的禁令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放入了他的一幅画像。
卫三畏对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核心的孔子学说是这样进行评述的：“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服从一个更高的裁判。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荣誉和服从出发，孔子进而向人们灌输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大臣对国王的责任，以及其他社会责任。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你自己’之中。毋庸置疑，他的许多思想是值得赞扬的。就是与希腊和罗马圣人的学说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逊色，并在两个方面大大超出：一是其哲学被广泛应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二是其哲学突出的实用性质。”这段论述十分准确也很精辟，抓住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精髓。确实，与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相比，孔子学说的“实践理性”色彩十分明显，它的最大特点，正如李泽厚所总结的那样，“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热狂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它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对此，卫三畏也有深刻的认识。不仅如此，卫三畏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孔子学说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在其他民族文化中是很难找到的。卫三畏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中国伟大的立言者对其同胞的良好影响要远远超过西方的圣人们，如柏拉图、塞内加、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仍是这样……对全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性在孔子之前就得到承认，并且得到很好的实行，而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还没有这样的制度……《礼记》中写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就我所知，这比同时代的犹太人、波斯人、叙里亚人都要优越得多。”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从汉武帝元朔年间中国建立最早的学校算起，中国的教育至少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而在这两千年中，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经典一直是古代中国教育的最重要内容。出于同样的原因，经学也一直是古代中国学术的中心，对此卫三畏在书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述。此外，作者用同样的篇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其他三大门类——史学、诸子学、文学也给予了一一的介绍。在史学家中，除了司马迁和司马光外，还特别提到了马端临和他的《文献通考》，认为“一个国家能够拥有这样的著作，真使我们刮目相看”。在诸子百家中，作者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特别关注，在前文讨论自然资源的章节中已经多有征引。
在文学方面，作者介绍了中国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特别摘抄了李白杯酒戏权贵的故事以及《三国演义》中王允巧施美人计的段落，以增加读者的趣味。另外他还摘抄了《聊斋志异》中的《种梨》和《骂鸭》两则故事，这很可能是对《聊斋》的最早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卫三畏后来曾着手将《东周列国志》翻译成英文，从手稿看共完成了19回，其中1—2回发表在1880年1月的《新英格兰人》（New Englander）杂志上。作者选择翻译这部作品是因为“历史小说”的翻译在西方几乎还是“一个不为人所及的领域”。确实，自17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主要是戏剧、诗歌和才子佳人小说。19世纪早期英、法的一些汉学家，如德庇时、雷慕沙、儒莲、巴赞等把翻译的重点放在了元杂剧上。
对于自己钻研多年、颇有心得的汉语，卫三畏的介绍显得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在第10章对汉语的介绍中卫三畏提到了一位美国学者杜彭寿。杜彭寿在1836年写了一篇关于汉语的文章，首次使用词素文字（lexigraphic，一个字代表一个词）来描述汉语的特征，以区别于字母（alphabetic）文字，另外他认为汉语也是一种音节（syllabic）文字，因为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音节。他的这些观点得到了欧洲学者的认可。另外杜氏还指出，中国文字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象形文字，对此卫三畏也表示赞同，因为象形只是“六书”之一。杜氏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也从不认为自己是汉学家，他只是通过阅读马礼逊、雷慕沙等人的著作获得了一些关于汉语的知识，但作为语言哲学家，他利用自己丰富的普通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知识来研究汉语，得出了颇为独到的见解。杜氏是美国最早研究东方语言的学者，早于来华的传教士，也是19世纪唯一一位依靠书本来研究汉语的学者。在结束本章之前，卫三畏告诉读者，汉语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学：“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经过多年的练习，才能熟悉数量众多的汉字，清楚地发出那些区别细微而且短促的单音节，写一手清晰幽雅的文章。这对于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以及其他已经定型的语言来说是一样的，都需要付出辛苦的劳动。学习汉语只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记忆汉字而已。”
在下卷的一开始卫三畏介绍了中国的建筑、服饰、饮食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其后的第15、16两章中介绍了中国在工艺和科技方面的成就。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被放在了第17章，而且也比较简短，这是值得关注的。我们知道，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是特别关注中国历史的，因为它和《圣经》的历史年代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不把中国的历史记录纳入《圣经》的框架之内，则存在着颠覆圣经历史的危险。这一问题到19世纪已经不那么重要，同样，关于汉语是否是“巴别塔”建造之前就存在的古老语言的问题也无人再提及，19世纪的汉学家感兴趣的不再是寻找汉语的普世性而是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西方的汉学研究已经显示出从想象、“索引”、抽象走向具体、实证的态势。在第18、19两章中卫三畏介绍了中国的宗教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中国总论》的最后4章详细描绘了鸦片战争前中外交通的状况以及由于鸦片贸易所带来的中英战争。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卫三畏力求全面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这部著作是关于中国最详细完整的论述，包含了一个人想知道的所有内容”。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卫三畏则注意到古今结合，最后几章基本是谈当下的问题，前面的章节也常常在介绍完历史后转入对现状的描述。比如在介绍中国的文学时，作者不仅介绍了李白和苏轼的诗，也引用了一位姓马的病人在接受白内障手术后所写的一首诗，诗中表达了自己重获光明的喜悦和对来自“花旗国”的伯驾大夫的赞美。伯驾的眼科医院是早期新教在华最成功的事业之一。
卫三畏能够在短短两年内写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特别是经历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深刻变化，具有丰富的感官认识。此外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不断地研究汉语和中国社会文化，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认识。在耶鲁大学所藏卫三畏档案中，有一份书单，记录了《周易详注》、《易图说》、《书经体注》、《九州山水考》、《毛诗正义》、《诗地理考》、《毛诗鸟兽草木考》、《周礼详解》、《礼记集说》、《春秋左传杜林详注》、《孝经正义》、《七经精义》、《四书撮言》、《孔子家语》、《史记》、《国语》、《十七史详节》、《纲鉴易知录》、《大清一统志》、《文献通考》、《大清律例》、《驳案新编》、《百僚金鉴》、《武备志》、《性理大全》、《朱子读书法》、《农政全书》、《本草纲目》、《新法算书》、《钦定协纪》、《卜法详考》、《乐典》、《舞志》、《琴谱大全》、《康熙字典》、《御定佩文韵府》、《山海经广注》、《御定全唐诗》、《历代诗话》、《酒边词》、《山中白云词》、《古文分编》、《列国》、《三国志》、《说唐》、《今古奇观》、《聊斋》、《西厢》、《致富奇书》、《智囊》、《搜神记》、《朱子家训》、《风俗通义》、《饮食须知》、《茶经》、《北山酒经》、《芥子园》、《朝野佥载》、《明心宝鉴》、《谈征》、《故事寻源》、《尔雅》、《十才子》、《成语考注》、《大清会典》、《瀛寰志略》、《三字经》、《千字文》、《状元幼学诗》、《道德真经注》、《释氏稽古略》、《神仙传》、《庄子解》、《耕织图诗》等书籍。这些应该只是卫三畏看过或者查阅过的中文书籍的一部分。除了中文书籍，卫三畏阅读和参考的西文书籍也为数不少，这从《中国总论》的注释中可以窥见一斑。从早期的安文思、李明、宋君荣到当代的马礼逊、米怜、麦都思、德庇时都在他的引用范围之内，另外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家克拉普罗特、雷慕沙、儒莲、比欧等人的著作也是他的重要参考资料。从18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是西方的汉学大国，卫三畏对法国学者的成果一向非常关注。在回美国途中他路过巴黎，在那里他买了不少相关的法文书籍，在卫三畏的档案中有一份购书清单，其中包括雷慕沙的《亚洲杂文新编》（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杂文补遗》（Melanges posthumes）、儒莲翻译的《孟子》（Meng Tseu）、《赵氏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白蛇精记》（Blanche et Bleue）、巴赞翻译的《琵琶记》（Histoire du luth）等书。这些对于他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显然是大有助益的。从数量上看，卫三畏引用《中国丛报》上的文章是最多的。这不难理解，他负责《中国丛报》的印刷和部分的编辑工作，对其中的内容最为熟悉，而且他本人在上面也发表过大量的文章。1848年《中国总论》出版之前，卫三畏已经在《中国丛报》上发表过5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贸易、农业、地理、自然资源、科学技术、风土人情、语言文学等多个方面。这些文章都为他在写作《中国总论》的相关部分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使他在短期内完成《中国总论》成为可能。
法国学者考狄在《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放入这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中国总论》说成是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中国总论》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费正清认为它完全可以作为地区研究的“课程提纲”（syllabus）来使用。就卫三畏在学术上的总体成就，费正清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把他与普雷斯特、班克罗夫特并列为美国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
二、费正清[11]
费正清1907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1929年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在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1910—1918）、《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1926—1929）等著作闻名学界的马士的指导下，费正清把中国海关问题定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从而确立了从外交史和制度史入手，以近代中国为课题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与传统的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执教。在此后的40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曾经听过他课程并和他共事多年的余英时给予了这样的盖棺论定：“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包括在课程之内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其中第二点是最为关键的。费正清曾将“地区研究”简单地归纳为“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结合之后的汉学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中文系（东亚系），而是进入了各个学科。根据周法高1964年的实地考察，哈佛大学当时开设中国课程的有东亚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类学系、法律系、美术系、音乐系，其他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情况相似。所以也有人将费正清开创的这种研究模式称之为“中国研究”或“中国学”（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以区别于传统的以语文学和文献考证为特色的“汉学”（sinology）。
费正清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者。他一生笔耕不辍，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确实是著作等身。他的论著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第二类是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y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而写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第四类是直接论述中美关系、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和美国》（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等。另外，费正清还参与主编了影响深刻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总览费正清的上述著作，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费正清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这是他的特殊经历及所处的特殊时代所造成的。费正清在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后即返回哈佛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他也许会在哈佛安安稳稳地做学者。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战略情报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在中国担任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费正清再度来华，担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直至1946年7月。这两个职务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和深入地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实际。他看到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艰难，政府效能低下，及知识阶层对现政权的强烈不满。所有这些与国民党在海外进行的宣传相去甚远，但美国却越来越偏向于片面支持国民党。费正清痛感美国人对中国了解太少，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走下坡路，只是美国公众还没有领悟到”。他要尽一个学者应尽的教育公众的责任，于是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放在一边，首先致力于《美国与中国》的写作，并于1948年出版。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除了《美国与中国》，费正清还撰写了大量这类的著述，包括他与赖肖尔合编的3卷本《东亚文明史》（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以及临终前完成的《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
第二，使用中国的档案和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在费正清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如英国的马士、法国的考狄、美国的丹涅特，几乎都是仅仅根据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档案资料来研究的。他们认为仅有西方的档案和西方的观点就够了，中国的资料是不可靠的，中国的观点是不需要的。他们的著作严格说来只是英国、法国与美国对华关系史，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费正清与他们不同，他开启了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风。
费正清1932年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他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就是依据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也许因为这部专著太专业，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范式。他的学生、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易劳逸回忆说：“对他以及对他的学生来说，清季文件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手段。它们还是通向另一世界的窗户，在那个世界有活活泼泼的人性特征，有19世纪后期中国官员特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
作为学术企业家，费正清更为成功。虽然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没有东亚研究的传统，也没有支持这一研究的基础设施。从事东亚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中国研究更是不成气候，来华传教士的著作是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开设像样的中国历史专业。
当费正清1936年应聘到哈佛任教时，他立即主张打破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他决心以哈佛为阵地，充分利用哈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哈佛的名望，建立一个新的领域，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战后，他的志向更加明确，从1936年到1977年退休，他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用。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早已成为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
1937年春天，费正清首次在哈佛开设了“1793年以来的远东史”，第二年他又开设了使用清朝文献资料的研究班。1946年他重返哈佛后，立即着手创立了国家和区域研究专业委员会并亲自指导中国及其外围地区的区域性研究计划，该计划除培养本科生外，还设有一个硕士点。
1955年春，费正清在哈佛安排设立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和“近代中国经济制度研究”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为1956年在哈佛大学正式建立东亚研究中心准备了必要的财力和研究人员。费正清担任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并一直任职达20年之久。1955年，东亚研究专业（历史和语言联合）开始招收博士生，当年就招收了26名，到1975年则达到70名，约有25名教授在研究中心的执委会工作。在1955—1975年的20年间，约有200名研究人员和学生获得资助，另有60名研究人员获得免费利用研究中心资料的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来自亚洲及欧洲各国，使东亚研究中心具有了真正的国际性质。在此期间，有60多人在东亚研究中心获得历史和东亚语言学位，在哈佛其他各系科获得东亚博士学位的则有275人左右。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成为全美国中国研究的先驱。到20世纪70年代，在哈佛取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占据了美国七八十所大学的讲坛，有时同一个地方就有好几位。有人评价说，费正清所创立的学派只有法国的年鉴学派才能与之相比。有统计称，费正清在哈佛培养了几千名学生，包括一百多名在他的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费正清确实无愧于“学术企业家”的称号。
为纪念费正清的巨大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在他退休的1977年哈佛大学决定将他创办于1956年的“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旗舰”，它的这一作用必将继续发挥下去，而费正清的名字和著作也必将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