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60年代，是澳大利亚中国学初步确立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吸引了澳洲许多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和风俗等方面开展研究。特别是中国精英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化等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主题。这一时期，不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而且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中国学家，其中，著名的中国学家有戴维斯、泰维斯、费子智等。悉尼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为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两个中心。
一、戴维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1955年，悉尼大学重建东方研究系，聘请英国人戴维斯为教授兼系主任。戴氏为英国汉学界的后起之秀，他出身于剑桥大学，专攻中国古典文化，尤其以诗学见长。戴维斯从事中国诗歌的英译和评论，出版了《中国诗歌》（企鹅丛书，1962年）和《陶渊明：其作品及其涵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等译作。《杜甫》（纽约特怀恩出版公司，1971年）是戴维斯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七章，前3章记叙了杜甫的生平，后4章则阐述了杜甫与诗歌的关系、杜甫诗歌的形式、主题、价值及其影响。
戴维斯主持悉尼大学东方研究系后，主要任务是发展澳大利亚的汉学研究。他亲自主持制订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编写教材等。由于他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因而在课程设置上也重视中国古典文学。例如，他给学生开设《孟子》选读，还与刘渭平一起编写了《现代中文读本》，作为讲授中国口语的教材。
戴维斯是一个出色的学术活动家。他在主持东方研究系之余，组织了澳大利亚东方学会，自任会长。该会定期举行演讲会，出版会刊。1971年1月，他主持召集的第28届国际汉学会议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都有汉学家与会，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后的一大盛事。会后，以《寻求同一性：亚洲现代文学与创造性艺术》为题的论文集于1974年由悉尼安格斯和罗伯逊出版社出版，从而扩大了澳大利亚汉学的国际影响。
戴维斯在悉尼大学与其他学者一起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澳大利亚中国研究队伍的骨干。为了表示对戴维斯教授的怀念，他的学生梅布尔•李（中文名陈顺妍）等人设立了悉尼大学戴维斯教授奖学金，资助中国学与日本学领域的研究生，以及资助出版《悉尼大学东亚研究丛刊》，这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亚洲研究学刊之一。悉尼大学还在1994年开设了戴维斯教授的纪念讲座。
二、费子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费子智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世界知名的中国学家。由于他在中国生活了20年，成为见证中国近现代史的几名有影响的西方人之一。费子智刚来中国时，看到的是一个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随后他目睹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中国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所见所闻都成为他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史料。这些主题也成为他研究的重点。1952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就是他对中国革命所见所闻的阐释。《中国革命》是费氏影响较大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于1964年修订再版，后多次重印，并于1968年出版法文版。
《中国革命》一书在费子智加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之后出版。新中国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引起了西方中国学家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研究中国革命，费教授的著作就是这方面较早问世的研究成果。那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都急于了解中国，他们对新中国的建立既缺乏心理准备，也很不理解，存在一系列的疑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为什么这么快就取得政权？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夺取政权的？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革命》一书中找到答案。在费氏之前还没有人系统和深刻地向澳大利亚人介绍中国、中国人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更没有人对中国革命作深入的研究，费子智的著作正是澳大利亚人需要听到而又从未听到过的一种全新的声音，它消除了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恐惧，是废除“白澳政策”所必须经历的思想解放。
可是，费氏著作的出版可谓生不逢时。因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没有得到包括美、英、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承认，美国更是推行了一系列针对共产主义的对华遏制政策，美国战后新一代汉学家、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专家被打入冷宫，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领域被视为“雷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情形非常相似，由于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缺乏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和恐惧感。澳大利亚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形成的以“黄祸论”为代表的亚洲观，以及20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实施的“白澳政策”，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在澳大利亚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整个20世纪的50、60年代，澳大利亚的媒介把中国描写成为一个充满大屠杀、反政府运动的混乱社会，并进而认为中国将要入侵其他国家，威胁澳大利亚的安全。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费子智著作的出版没有在澳大利亚学术界掀起波澜，费子智在书中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观点，在当时并未被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接受，只有他的同事、一些新闻记者和少数外交官欣赏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既真实可靠又具有权威性的见解。
《中国革命》分为“中国革命的起源”、“革命与传统”、“中国革命与远东各国”、“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的前景”、“中国革命与西方列强”、“基督教与中国革命”、“建国三时期”等共十章。该书论述了中国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史料翔实。在书中，作者不仅回答了上述有关中国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轰动西方中国学界的独到观点。费子智认为，“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既是唯物的，也是从中国内部来寻找中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尤其强调研究者的立场。在《中国革命》一书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对一场革命运动的任何解释，很大程度上要看观察者的立场；基督教徒、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尽管基于同样的事实，但是他们各自都会有各自的侧重点。”因此，他反对站在西方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历史，认为“中国革命首先是与中国人有关，是中国人从革命的结果中受益或者遭受痛苦”。“如果脑子里仅仅只考虑西方人的利益，从西方人的观点出发，从外部来考察中国革命的话，那将是一幅扭曲的令人费解的画面”。因此，要从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过程本身来研究和解释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而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来考察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
费子智的观点与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可谓殊途同归，也可以说费子智就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源头上的中国学家。如柯氏自己所说，他只是总结了在他之前的美国中国学家在中国研究中采取的一种研究趋势。实际上，就整个海外中国学研究而言，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中国学家都在开拓中国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和新视角，并力图对中国历史做出更加科学的回答和解释，费子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领域有很大影响，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主席费约翰教授说：“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研究中，‘西方影响—中国回应’模式不像在北美那样成为一种范式，尽管它对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构成一定的影响。与之相比，柯文教授所提到的在北美出现的最新趋势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中却是长期存在的。”
费氏撰写的另一本著作《中国人对他们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看法》（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1964）不仅批判了“欧洲中心论”，而且采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阐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费氏认为，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似乎处在地球的另一端，非常遥远，不可接近，他们称之为“远东”。“远东”这个词就是欧洲中心论的反映，它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且更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就地理位置来说，中国并不比美洲甚至非洲的某些地方离欧洲更远，这些地方之所以没有被称为“远东”，是因为他们被欧洲人征服时还处在原始状态，这些地方被征服后就被纳入了欧洲文化体系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地方的文化与欧洲文化相近，欧洲人对那些地方并不陌生，不会产生遥远的感觉。而中国却不一样，“唯有中国是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纳入西方人统治之下的广大地区，唯有那个地区的传统从古代一直繁荣和持续到现代”。正因为中国文化处在欧洲文化圈之外，而欧洲人又不了解中国文化，因此，即使是那些到过中国的欧洲人，也像“欧洲中心论”的创立者黑格尔和兰克一样，视欧洲民族为优等民族，对东方各民族包括中华民族在内都持鄙视的态度。他们自然是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和研究中国问题的。
《中国人对他们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看法》一书直接考察中国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即柯文所说的“移情”。作者试图通过论述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看法，来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作者认为，唐朝之前中国文化的起源，说明中国不是处在离世界文化中心很遥远的边缘，而是处在文明世界的中心。这正是作者摘下西方人的有色眼镜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所得出的结论，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公正立场来考察和研究。
三、泰维斯对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泰维斯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政治学教授，世界知名的中国学家。他于1939年出生于美国，具有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国籍。1961年，泰维斯从阿默斯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71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9—1972年，泰维斯在康乃尔大学任政治学助理教授，1972—1973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74—1976年，在该中心做高级研究员，兼该中心副主任。从1976年起，泰维斯在悉尼大学政治系任教，1992年晋升为中国政治学专业教授。
泰维斯主要从事比较政府研究，侧重苏联、中国和美国的政府比较研究。同时，他也研究中国、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不过，他主要的研究兴趣还是中国的精英政治。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有大量重新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论著。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内容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林彪事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专题的研究。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他研究的一个特色。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大陆省级党的干部，1956—1966》（Provincial Party Personnel in Mainland China, 1956—1966）、《中国省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果》（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风和党员标准的下降》（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中国精英的修养：强制和说服的改造方法，1950—1953》（Elite Discipline in China: Coercive and Persuasive Approaches to Rectification, 1950—1953）。
泰维斯与Warren Sun等人合著的有《中国走向灾难的路：大跃进运动中的毛泽东，中央政治家和省级领导人，1955—1959》（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中国的农业合作社政治：毛、邓子恢和1955年的高潮》（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in China: Mao, Deng Zihui, and the "high tide" of 1955）、《林彪的悲剧：“文革”期间骑在虎上，1966—1971》（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从王明回国到中共七大》（The Formation of the Maoist Leadership: From the Return of Wang Ming to the Seventh Party Congress）、《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此外，泰维斯还参加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撰写工作。他还给《中国季刊》、《亚洲观察》、《共产主义问题》、《中国杂志》以及其他许多杂志撰稿，发表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周恩来与反冒进》、《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1949—1957》、《中国特色的理性政治》、《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等论文30余篇。
《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是泰维斯的代表作，该书的中译本于1990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书名译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该书分为“毛泽东的思想及行为变化的轨迹”、“领袖的合法性”、“毛泽东及毛以后的正统原则和谨慎原则”三编，主要论述了中国体制最高层的领导政治。作者关注的不是整个体制的合法性，而是把分析的焦点对准中国最高层政治领导人即领袖。他把1949年以后到作者写作该书为止的中国最高层政治领导分为三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前的领导政治，即1949年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1] 及毛泽东最后数年的领导政治；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政治。然后对各个时期中国最高层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进行阐释，试图明中国最高层政治领导人为什么和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为合法领袖，回答最高层领导人权力和权威的源泉是什么？
在研究领袖人物时，泰维斯借用了西方流行的马克斯•韦伯的定式，把领袖分为三种类型：超凡魅力型、法定—理性型和传统权威型。在他看来，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具有超凡魅力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超凡魅力达到了顶点，而毛泽东的同事们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都认识到了毛泽东的“特殊才能”，并服从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而且，毛泽东的至高无上地位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尽管在毛泽东逝世前夕，他的无上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但毛泽东在中国政治力量对比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泰维斯的笔下，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新的合法领导人，符合法定—理性原则。邓小平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加强法治建设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来巩固自己领袖地位的合法性。这些措施也表明，邓小平极力主张把以前过分依赖个人的情况转变为依赖制度和程序，这些措施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理性型的合法性方向前进。
该著作在西方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A.多克•巴尼特认为它“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专著。此书对于人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R.汤森也认为“本书对任何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将大有教益，而且为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比较分析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作者在阐述问题时的软肋。泰维斯借用韦伯定式所作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看上去颇为合理和诱人，但是，它的科学性仍值得商榷。因为他不是以确凿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为前提，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因此，书中的某些结论难免带有“推测性”和“思辨色彩”，无法摆脱唯心主义的嫌疑。
纵观泰维斯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特点颇受美国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美国出生、成长和接受教育，从而奠定了他的学术底蕴。入澳籍后，他多次到美国的相关大学和学术机构当访问学者，还与美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上的合作。可以说，泰维斯把美国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到了澳大利亚。
四、图书资料的建设
澳大利亚中国学初步确立后之所以硕果累累，与图书馆的建设及图书资料的丰富分不开。在悉尼大学，戴维斯于1955年主持东方研究系时，就开始拨款购买中文书籍。迄今为止，该图书馆共有中文藏书8万多册，收藏的中文资料仅次于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许多线装书和若干善本。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于1950年开始购买中文图书。是年，费子智教授代表大学前往香港购置中文书刊。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协助下，费子智购得许地山的大批藏书。这批藏书有数千册之多，其中很多是罕本或者绝版书，包括多种佛教和道教方面的资料。这批书成为该图书馆东方藏书的基础。
196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聘请房兆楹为图书馆副馆长及东方部主任。在房氏主持东方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东方部增添的中文藏书超过了11000册，中文藏书总量比房氏到任前增加了四分之一。房兆楹于1963年辞职赴美国，东方部由E. Bishop女士负责。从那时起，该图书馆中文藏书关注的焦点，开始从传统中国转向近代中国，为近现代中国研究服务。1972年2月，该校从香港聘请陈炎生主持东方部。1973—1975年，该馆馆藏的中文期刊增加了三倍。
1973年9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订立协定，实行分工合作，互通有无的策略。根据协定，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图书资料主要是考古、艺术、报刊、政府及政党文献、视听器材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主要负责收集中国历史和语文书刊。截至1982年12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共有11.2万册，馆藏期刊4000多种，其中齐全完整的已经停办的期刊有1800种左右。
1982年8月29日—9月1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了中文书目自动化国际合作会议。与会的65人分别是来自澳洲、中国大陆、美国、新西兰、日本、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这次会议，堪称国际图书馆学术界的一大盛会，它既为澳大利亚中国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图书资料支撑，也扩大了澳大利亚中国学在整个海外中国学领域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