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在世时，我是见到过他两次的。
第一次是1977年5月23日，上海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活动。一次规模很大的活动。正式出席的有三百余人，曰“代表”。前一年10月已经粉碎了“四人帮”，而我那一年的9月毕业。我是以复旦大学中文系特约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就分到了那么一个学生“代表”名额。我之所以将“代表”二字括上引号，乃因都非是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而是指定的。
于我，那“代表”的资格是选举的也罢，是指定的也罢，性质上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无非就是一名在校的中文系学生参加了一次有关文艺的纪念活动而已。如今想来，对于当时那三百余位正式“代表”而言，意义非同小可。正因为都是指定的，那体现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政治，对众多文艺界人士的一种重新评估；一种政治作用力的，而非文艺自身能力的，展览式的，集体的亮相。中老年者居多，青年寥寥无几。我在文学组，两位组长是黄宗英老师和茹志鹃老师；我是发言记录员。文学组皆老前辈，连中年人也没有。除了我一个青年，还有一名华东师大的女青年，也是中文系的在校生。
巴金老当年便是文学组的一名“代表”，还有吴强、施蛰存、黄佐临等。我虽从少年时期就喜爱文学，但有些名字对于我是极其陌生的。比如施蛰存，我就闻所未闻。我少年时期不可能接触到他的作品。建国后，除了某些老图书馆，新建的图书馆，包括大多数大学的图书馆里，根本寻找不到他的作品。建国后，他的作品大约也是没再版过的吧？考虑到学科的需要，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阅览室虽然比校图书馆的文学书籍更“全面”一些，虽然我几乎每天都到阅览室去，但三年里既没见过施蛰存的书，也没见过林语堂、梁实秋、胡适、徐志摩、张爱玲、沈从文的书。这毫不奇怪。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全国一概的图书馆，是被一遍一遍篦头发一样篦过的。他们的书不可能被我这一代人的眼所发现。
然而，巴金老的书当年却是赫然在架的。
如今想来，我觉得巴金老比起他们，那还是特别幸运的。作为作家，他虽然在“文革”时期被“冰冻”了起来，但是他的作品，毕竟还能在一所著名大学中文系的阅览室里存在着。
尽管粉碎“四人帮”了，但文学老人们在会上的言语既短少又谨慎。在会间休息，相互之间的交谈那也是心照不宣，以三言两语流露彼此关心的情谊而已。每个人的头上，依然还戴着“文革”中乃至自从建国以后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那是一些依然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罪名却又蒙幸参加纪念活动的“代表”。
由于我几乎读过巴金老那时为止的全部作品，对他自然是崇敬的。上楼下楼时，每搀扶着他。用餐时，也乐于给前辈们添饭，盛汤。但是我没和他交谈过。心中是想问他许多关于文学的问题的，但又一想肯定都是他当时难以坦率回答一个陌生的文学青年的问题，于是不忍强前辈所难……
第二次见到巴金老，是在上海，在他的家里。已忘记了我到上海参加什么活动。八九人同行，又是我最年轻。内中还有当时作协的领导，所以我一言未发，只不过从旁默默注视他。也可以说是欣赏一位文学老人。那一年似乎是1985年。他已在一年前的四届作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主席。那一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慈祥。
后来巴金老出版的几本思想随笔，我也是很认真地读过的。
对于我个人，他那一种虔诚的忏悔意识和要求自己以后说真话的原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于今，前一种印象越来越淡薄了，后一种印象更加深刻了。
依我想来，当政治的巨大脚掌悬在某些人头上，随时准备狠狠踩踏下去的时候，无论那些人是知识分子抑或不是，由于懦弱说了些违心的话—那实在是置身度外的人应该予以理解和原谅的。后来人说前朝事也罢，在安全的方位抱臂旁观也罢。尤其那违心话的性质仅仅关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并没有同时牵连别人安危的时候。巴金老人在“文革”中所说某些违心话，便是如上的一些话而已。他当选中国作协主席以后，对自己所作的反思和忏悔，自然是极可爱极可敬的，也完全值得我们后辈尤其是后辈知识分子学习。但若将中国发生“文革”那样的事情与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集体地怎样、居然没有集体地怎样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评判，则我认为是很小儿科的评判。巴金老人自己并没用他的文字发表过以上的联系。但以上言论“文革”后一直是有的。它的小儿科的性质乃至于—忽略了相对于政治的巨大脚掌，一个或一些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几乎便渺小得形同蝼蚁这样一个事实。我以为正确的评判立场也许恰恰相反，首先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一只巨大的脚掌。它不该那么不道德，它怎么又偏可以那么不道德地肆无忌惮呢？这一定有它自身的规律。将思想的方向一味引向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恰恰会使真正值得深入分析并大声说出分析结果的现象获得赦免。在中国知识分子不知怎么一下子热衷于分析知识分子自身的过剩的思想泡沫中，我以为真正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在中国还一直并没有被分析得多么深入。也可以说，实际上几乎等于获得了赦免。
以我的耳听来，违心的话，热衷而渐成习惯的假话、套话、照本宣科的毫无个人态度的话，等等令人听了心里恼火大皱其眉的高调门儿的话，委实太多了！
巴金老人自己并不好为人师。他从未摆出诲人不倦的面孔，以知识分子导师的话语和文章来“告诫”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真话。所以我将“应该”括上引号，也将“告诫”括上引号。巴金老人只不过通过解剖分析和批判自己以身作则。
而以我的眼看，他的以身作则是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的。
而以我的耳听，假话虽仍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是真正发自中国知识分子之口的假话，确乎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少了。
中国知识分子已找回了一点儿说假话应该感到的羞耻。
尽量说真话；难以坦陈真言之时便不说话；尽量避免说假话、套话；以不进谄言不说媚语为底线……
是的，我以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话语是逐渐具有一种较为自尊自重的原则态度了。
假话现象，分明已像云朵一样，随风积聚到另外的平台上去了。恕我直言—官场上的假话目前最多，坏影响也最大。
出于知识分子之口的假话现象固然是少了，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同时从知识分子口中听到的真话于是多了。
以我的眼看来，以我的耳听来，仅仅说格外保险的“知识”话语的知识分子多了。知识分子总是不甘寂寞的。既为知识分子，干脆只言说“知识”，确乎明哲保身，于是蔚然成风。
这是一种仅仅飘浮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品质的底线之上的现象。
这不是一个高标准。
但相比于从前的年代，总归也还算是一种进步。
有底线毕竟比完全没有好。
然而以我的眼看来，以我的耳听来，民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期望，是越来越变成失望了。
民众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显然比知识分子目前对自身的要求高不少。民众企盼知识分子能如古代的“士”一般，多一些社会担当的道义和责任。
我们太有负于民众了。
我自己从青年时期便幻想为“士”，然而我自己的知识分子原则，也早已从理想主义的高处，年复一年的，徐徐降至底线的边缘了。
于是每联想到冰心老人生前写过的一篇短文—《无士当如何？》。
有时我甚至想—也许中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太过中国特色也太过超现实主义了吧？也许“士”只适合于古代吧？正如“侠”的时代和骑士的时代，只能成为人类的历史？
但已降至文化知识分子人格底线边缘的我，对于自己说假话还是不能不感到耻辱；倘听到我的同类说假话还是不能不感到嫌恶。
真话不一定总是见解正确的话。
不是“二百五”的人也一定应该明白—对于许多事情，正确的话肯定不会仅仅发自一个社会发言的立场。有时发自于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的社会发言，往往各有各的正确性。
而假话，却肯定是粘带着千般百种的私利和私欲的话。
故假话里产生不了任何有益于社会公利的意义。
即使不正确的真话，也将一再证明着人说真话的一种极正当的极符合人性的权利。
什么时候，假话终于没了大行其道八面玲珑的市场；或即使不正确的真话，也不再是一种罪过—那时，只有那时，真话里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力。
用不说假话的原则来凸显出假话的丑陋；在这个底线上，这个前提下，我相信，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担当道义，总有一天会成为一种令民众满意的角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