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下去不要硬写，到生活中去，那里有丰富的创作源泉。”廖希铂坐在办公室的那一头，突然这么对我说。
廖希铂的话让我吃惊，他坐在那里，手中捧着一杯刚沏的热茶，慢慢在品。茶是上好的茶，是苍条寻暗粒，紫萼落轻鳞的蒙顶茶。诗人说，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这两样廖希铂此刻都有了，一起握在手掌中，人靠在椅子圈里，怡情养性地啜着，有一种“两腋清风生，我欲上青天”的神仙风范。
廖希铂喝茶很讲究，是韶峰嫌淡、银毫嫌艳的讲究，讲究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步。局里凡是喝茶的人都有点怕他，都知道他在茶经方面是个“杀手”。每到清明谷雨前后，廖希铂就让人胆战心惊，他从什么地方过，隔着两丈远，突然站住，翕了翕鼻子问人：“明前龙舞？”或者说：“麻姑？”那人或那人就心里发虚地掩紧抽屉，下意识地点头，然后又慌忙摇头。廖希铂已经走开了，脸上淡泊如末道茶汤。
据我的观察，现实生活中，廖希铂其实是个有原则但也很随意的茶客，他是茶布衣而非茶君子。有时候企业到局里来请创作室的他帮他们看看本子，街上的茶叶店里随便买上两斤茶，或者区县文化馆站的人来了，带一包当地产的茶来孝敬他，只要是新茶，他都接着，嘴角露出一抹平静的笑容来，是谢送茶的人，连着茶也一并不嫌弃。遇到一时没茶了，找人讨一撮，无论瓜片还是火青，只要是绿茶，只要干净，他也都能凑合着喝，从不挑剔。只是在面对了茶中上品时，他的挑战性才来了。也不激烈，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评价，立刻把茶主人批判得恨不得揭开茶叶筒的盖子钻进去，把自己和那些丢了名分的茶一起埋起来。
廖希铂淡薄地说：“雾少雨多，龙舞张狂。”
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洞气足，麻姑浊。”
我一上班就趴在桌子上写我的剧本，写了一大堆纸，都撕了，痛苦得要命。调到文化局半年了，挂了个创作员的招牌，局里要我尽快进入角色，拿本子出来。我先熬了几个夜，写了两个话剧小品，送给局里看，局里不满意。我又发奋图强，苦干了两个月，拿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脚本，局里仍然不满意。领导最后索性对我直说了。领导说，小品是小儿科。说得好听，叫繁荣舞台艺术；说得不好听，那叫眼药水；说得再不好听，那是给文艺晚会提鞋呢。至于电视剧本，鞋倒不是了，是枕头，但那不是文化局的枕头，换句话说，不是文化局的本行。“国家养着我们，大小给了我们一块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国家要的是戏。”领导这么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弄贱了。”领导还说。
领导这么说了，我只能端正态度，把创作方向转到戏剧上面来。我考虑了两天，打算创作一部新编历史剧，用传统鼓词里罗成后裔的那段故事，写忠良遭谗害，好汉御外侵的事。提纲拿出来了，选题开了论证会，局里上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创作室胡主任要我尽快拿出本子。可是一连过了几天，我的写作陷入一种无头绪的状态里，别说唱词了，连这出戏怎么开场我都没能想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我想我才四十岁呀，还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吧？
我的吃惊不在于廖希铂手握扬子水蒙顶茶的威风，也不在于廖希铂的布衣茶杀手身份。我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如果碰上兜里有了钱，我就喝可乐，一喝两三箱，喝得脸像非洲人。廖希铂在茶这方面造诣成什么样子，也不可能对我说“无踪无影，白水暧昧”。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配方贼，可乐诡。”他就是说我也不在乎，他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的吃惊是廖希铂一向不对谁的剧本创作提出任何方式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对我提了。
我来文化局半年时间了，和他同在创作室里做同事，平时也偶有交谈，都只限于天气或读报体会之类，从来不提创作上的事。他不但不提创作，他自己也不写一个字。他每天早上准时来创作室上班，扫地，抹桌子，打开水，坐下来看报纸，研究一下棋谱，然后回家，闲云野鹤，日子很有规律，唯独没见他在稿纸上写过什么。我来文化局的时候，领导就对我说了他的情况。当然领导也没有明确地说，是我自己听出来的。领导要我向老编剧们学习。“你们胡主任，她是老资格的剧作家了，她在延安时期就写剧本，写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好本子，她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你们老黄，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编剧家，全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戏剧创作上是权威，经验丰富得你能学一辈子。你们小张，别看他年轻，有时候有点骄傲，可80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哪一项都被他拿回来过，他这种成绩，再骄傲一点儿我看也没有什么。”我虚心地听着，我想我该继续虚心下去，就提醒说：“还有老廖呢，不是还有一个老廖吗？”领导愣了一下：“老廖？对对，还有一个老廖，他是你们副主任，是个老同志。”领导的话到此为止。
后来的事是我自己打听出来的。
廖希铂在创作室里资格很老，除了胡主任，再没有谁能超过他。他不但资格老，而且才华横溢，年轻时写出过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本子，被称作武汉戏剧界的“八绝”之一。而这“八绝”中，无论是胡主任、老黄还是小张，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老资格、权威和骄傲，都没有进入其中，可见廖希铂当年的才气和名气是双响的，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廖希铂不再写剧本了，他开始喝茶。他喝茶，并且说一些“雾少雨多，龙舞张狂”、“洞气足，麻姑浊”之类的话，让人认定他或是松懈了，或是消极了，要么干脆就是江郎才尽了。我到创作室后，发现室里的人都不大和他交往，他也不大和室里的人交往，大家对他很冷淡，他对大家很淡薄，有点像宁红与铁罗汉的关系，或者玳玳花和普洱的关系。我初来乍到，不说战战兢兢，确实是个半道出家的新手。我也不敢说把90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全拿回来这样的大话。但既然领导把道路指明了，我也不能把自己弄贱了，也不能只是弄弄眼药水提鞋子之类的话，也得像模像样弄两个本行的枕头出来。我想有一个好的写作空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愿去涉及别的人事关系，自然也淡化着，好比是杀青时的叶子，不管锅也好，槽也好，瓶也好，总之是要有个合适我成为茶叶的环境。
我已习惯了和廖希铂之间的那种淡泊，他今天突然对我说了那样一番有关创作上的话，而且很慎重，当然会令我吃惊。
我放下笔，让自己从稿纸上挣出来，空出手，把头发弄乱。我说：“老廖你说的是老话，这话我从小就听过了。”
廖希铂说：“不光你听过，大家都听过。听过是一回事，谙熟个中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你在人物上卡住了，你对人物的了解是个空白。”
我不服气地说：“我了解他们。我读过全本《粉妆楼》。”
廖希铂笑了一下，有点像银针初开的样子：“我说的不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对那种场景和故事的了解并不困难。我说的是人物的身份感和心理活动。比如罗灿，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去做——不是他怎样去救祁巧云而是他为什么会和汉奸沈谦结怨，不是他为什么会去勾栏之地而是他眼里的朝廷和天下为何物，不是他出身名门与匪为道的委屈而是他为什么会流着泪水放声大笑。我说的是这个。”
我感到有点沮丧。廖希铂说得对。这个老家伙一针见血。我的确不了解。我的问题正出在这里。好比我是拿着矿泉水冲龙井。我想这样的水多好啊。我不知道矿泉水太洁净了，它没法对付龙井这样的茶叶。我想让人们有一次绝上的品茗机会，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反正是黔驴技穷了。”我把头发弄得更乱说。
“熟悉生活，”廖希铂干脆地说，“只有生活才能给你提供创作的源泉。”
“怎么熟悉？我不可能回到唐朝去，我就是想回去也回去不了。”我说。
“生活是相对的，任何生活都有借鉴性，都是触类旁通的，朝代只是时空概念。”廖希铂说，“你到市井中去走一走，去茶馆里喝喝茶，去里弄寻寻古旧，”他笑了笑，“甚至你去追追小巷里的小妞，那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创作契机。”
我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尤其是最后那一条。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去哪儿呢？”
廖希铂从他的椅圈中站起来，走到茶几旁，旋开杯盖，注满水，把暖瓶放回原处，回到位子上去。“后城街。”他说。
我哑然一乐。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知道后城街，那是个卖石头和小土产的花鸟市场。
硬着头皮又写了一周，终于没写下去，我开始考虑廖希铂的话了。
我先问了小张。小张拿疑虑的目光看我，很警觉地问我打听后城街的事干什么。我老实告诉了他前因后果。小张吃了一惊，说，老廖要出山收徒了？我问这和出山收徒有什么关系。小张不说，只是有些口气酸酸地说，老廖说的没错，去后城街看看，你他妈会受益无穷的。
小张的话和廖希铂一样，没头没脑的，让人怀疑。这反而使我下定决心去后城街看一看。
我对武汉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不熟，有时候我得向外地人打听从武昌去汉阳应该坐哪一路公共汽车，或者彭刘杨路在什么地方，起义门在什么地方，我总是被这种缺乏主人翁精神的状态弄得很没趣。在去后城街前，为了心中有数，我去武汉市图书馆，找了一些有关后城街的文史资料翻阅了一下。
以下就是后城街的资料：
清同治三年，汉阳知府钟谦钧知县修筑半圆形城堡，从桥口至一元路，全长十一华里，用作防洪和抵御捻军。光绪三十一年，张公堤修成，替代汉口老城堡，旧城堡拆除，沿城基修成汉口的第一条近代化马路，名为后城马路。北伐战争后，后城马路改名为中山路。晚清以后，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从汉水沿岸和汉正街向租界附近的中山路转移，一时建起了南洋大楼、水塔、大清银行、汉口总商会、初开堂等高层建筑，至30年代，中山大道繁华极度，惹得四海权贵富贾都往汉口中山路来，当年宋美龄曾专程到中山路，一游其繁华盛景。
后城街，位于中山大道东段，原是老后城马路的起点。光绪二十五年，英国强行扩展租界辖区，后城街被划入租界内，成为银楼和住宅一条街。这条街上当年住着的全是洋人、买办和皇亲贵族。北伐之后，洋人被赶走，换了军阀和权贵富贾，汉口沦陷后又换了日倭和汉奸，抗战胜利后再换了国民党高官和另一拨支持国军的洋人，直至1949年。
看过资料，我一下子就明白廖希铂的意思了。后城街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藏龙卧虎，遗珠匿玑。往街上一走，谁也保不定撞上一位，会是什么样的历史角色。或者随便一位提笼架鸟的老头，正是人们以为早就消失了的最后的清朝遗老；或者随便一位当街洗刷的男人，老婆在身后唠唠叨叨声都不敢吭，此人正是当年风光一时的“血花市场”老板的孙子；甚至一位受了气的胖女人，穿了大裤衩子，手叉了腰，头上鸟窝似的戴满了卷发器，在巷子口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着，她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名震江南江北的中原第一青衣云良本人呢。
我就去了。
后城街不长，约莫一华里路，下至江堤，上至中山大道，其间蚕吃过的桑叶似的，经纬出一些小巷子。街旁种着整齐的阔叶梧桐，梧桐都是百年以上的梧桐，年轻的也有几十年历史了，长得干粗枝壮，丝毫不见颓败。建筑大多是租界时期的老建筑，既有浪漫流动的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又有纤巧精细的德国巴洛克风格的，还有有条不紊的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的，不管哪一种风格，建筑一律很讲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它们很结实。
后城街在经济复苏期后，被政府开辟成花鸟一条街。这个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我最开始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总觉得和经济复苏不怎么协调，有点颓废气，或者说怀旧心态，是没有被商场大潮逼急，还想留一点羞羞答答的老家当下来。现在一看，我的观点改变了，反倒觉得这里要不是辟成博物馆，弄花弄鸟弄犬弄龟倒是挺合适。只不过我还有进一步的提议，龟不用玻璃瓶子装着，让它们在梧桐树下乘凉，想去江里游游泳也行；狗不用皮带拴着，放开它们爱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要跑到江堤上去对着来往的轮船叫也别拦它们；花不必养在钵子里，直接就种在街道上，让它们随着大堤外吹来的江风招摇；鸟儿也别拿鸟笼来装着，放出来，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飞成大家的，不要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乡音未改的阔佬，上数两代也许正是打鸟易米出身的，如今鸟枪换了劳斯莱斯，拍出一张现金支票来，拎回家去自己冒充回归自然者，那就败了风景。
走进后城街不久我就发现，后城街里茶馆很多，差不多隔几步就有一家，这和这条街的整体风格不协调，准确地说，是和建筑不一致，让人感到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
没有头绪，我就先进了一家茶馆去喝茶。
我进的这家茶馆和别的茶馆不一样，是利用老建筑开的，不像别的茶馆，是新建筑。茶馆没有招牌，没有茶幌，好像自信茶若好了，招牌是不必要的，这也和别的茶馆不一样。建筑从外面看，总体上保持着哥特传统，但又注意细部上的处理，如卷涡、断山花、断檐、曲线、曲面，这样过多的装饰与追求光影效果，则完全是巴洛克的。但一走进去，我就更有点迷惑了，我的迷惑不是建筑，而是建筑里的家具。进门先是一架黄花梨木的碰头座屏，座屏两边是花架，上置奇松异桧，影墙上悬了几幅字画，看得出不是复制品。绕过座屏，四架三面透雕屏心镶嵌的六扇折屏围出几间雅座来，雅座互不干涉，围屏同样用的是黄花梨木，黄花梨木后，每间雅座都只一张方桌，椅子数把。椅是花梨木官帽椅，手艺饰而不繁，干净利落，沉甸甸的，生了根似的卧在那里。方桌就厉害了，束腰，仿竹节腿，霸王枨，长牙头，勾脚，深沉稳重，古雅静穆，颜色已黑了，竟是名贵的紫檀。这样的家具，分明是明朝的东西，且不是仿明的赝品，它们摆放在一栋哥特和巴洛克混合风格的建筑里，组成一间中西合璧的茶室，不知是一种暗示，还是一种故意的反动。无论是哪一种，都让人心里怪怪的，好像进了一处暗藏玄机的地方，有些神秘的激动。
我站在那里，呆呆的，有些灵魂出窍。幻觉中会有达官贵人、富室子弟、诸司下直、街司衙兵、僧道头陀、娼妓兄弟、卖伎之类进进出出，却没有。茶室里空空的，没有茶客。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穿一身月白布衣短衫，挽了衣袖，拿一块抹布在那里抹着家具，大约是茶博士。柜台后一个同样上了年纪的男人，捧了一只珊瑚红开框茶碗，碗盖缓滗，借收音机时噼噼剥剥于扰声中的《柜中缘》，一口一口慢慢啜着茶，大约是掌柜。
那个像是掌柜的看见我，放了茶碗，招呼道：“客人吃茶？”
我说：“是。”
他回头对另一个男人说：“老百，待客。”
我就收回灵魂，活过来了，找了一处向街的方桌坐下，心想，果然是掌柜和茶博士了。
叫老百的男人过来，样子有点委琐，垂着手问：“先生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茶齐备，叶子都新着，先生您要什么都行。”
我差一点就说出要一大杯可乐了。我把自己控制住，说：“什么都行。”
老百没动，满脸的褶子里堆着仙人掌一般的笑，说：“先生是等人还是消闲？”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
老百说：“有。先生如果约了人，您先来一壶老竹大方，清清口，定定神，待客人来了您再讲究，或者乌龙，或者功夫红，或者您是偏爱白茶的，那就来贡眉和白牡丹，也许您要黑茶，我们有普洱、六堡散、蜀边、湘黑和老青茶，您可以随便挑。如果先生是消闲，没有约客人，自己用茶，那您就得先说说偏口，我好侍候您。”
我一下子就窘了。只知道茶室是消停之处，如果说寻找人物和灵感是我来后城街的目的，那茶室就是打烊之地和驿站，是阵地前的掩体，人在驿站里歇着腿，在掩体里观察着，看见是目标了，饿虎抢食扑出去，或死缠烂打，或倾巢之下无完卵，哪里知道还有那么多的讲究？要真知道了这些讲究，我还真不如买一大杯可乐，在街头猴蹲着，无非是个暴露的掩体而已，也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
他既然进来了，我也不能退出去，不就是一壶老竹大方吗？我总不能为一壶老竹大方吓破了胆吧？
我把头发弄乱，弄成伪装的样子。我说：“老伯，说实话，我不会喝茶，我也不等人，只是想找地方歇歇腿，你看我合适什么，你就给我来一壶什么吧。”
老百仍然不走，仍然是一副委琐的样子，勾着身子，脸上笑容不变，说：“先生口紧，是清淡人，那倒更要讲究了，老竹大方反倒不合适了。要是不忌讳，我给您上一壶珠兰花茶吧，是出伏前我自己用上好的烘青合刚下枝的珍珠兰窨制的，老板前些日子送了客人，店里还剩了二两，我给您用木兰雨水沏上，保准不伤您的口。您看如何？”
我有点耳晕。我说：“行，你看着办吧。”
老百去了，是退着去的。后间少顷传来淅沥的水响，大概是在净手。一会儿人回来，用托盘端了几样干干净净的茶点心，碟子盛着，在方桌上依次布好，又退下去。
我在官帽椅上坐了，抓一把南瓜子嗑，一边看街头走过的人。看一会儿，觉着身边有了人，回头一看，是那个掌柜的，还有他的珊瑚红茶盖碗。
他撩了一下长衫，在我身边坐下，说：“先生不是后城街的人吧？”
我说：“不是。”
他说：“先生是吃文墨饭的吧？让我猜猜。不是学馆里教书的，不是写字间里侍候笔墨的，不是广告公司做文案的，报社里溜马路的嘛，也不是。我若猜得不错，先生该是写书的。”
我有些心里暗暗惊讶，脸上不动声色地说：“何以见得？”
他笑了一下，说：“先生眉宇间有书卷气，坐时依着靠背，是习惯了案头工作的。先生一坐下来就留心看街面的人来人去，神情若有所思，是对人有兴趣。先生若是学馆里教书的，该有一种世道隔阂；若是写字间里侍候笔墨的，该有一份矜持；若是广告公司做文案的，该有一种神道；若是报社里跑马路的，眼神里又缺了急躁。不是写书的，那就是我走眼了。”
我暗自称奇，心想，廖希铂的话果然没错，后城街不是普通的街，藏着龙卧着虎，我刚来，随便寻了一家茶室做掩体，坐下还没喘好气，就有人知道我是吃哪碗饭的，暴露无遗，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我看那个男人，他大约有七十来岁，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黑而油亮，不是染的，是天生的；人长得很清瘦，白皮嫩肉的，眼睛细眯着，是见多识广聪慧绝顶的样子；他身上穿了一袭很考究的藏青中式长衫，翻折袖口宽大洁白，是那种民间家传手艺、店里没处买、名声很大、不多接活收费却很高、只侍候熟客的老裁缝的精心活，衣襟前耷拉着一段银表链，不显山不露水，保养得很好的手指头上暗暗地卧着两枚硕大的祖母绿。这样的装束与这个时代有些间隔了，是有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主张，已经过时了，又不肯妥协，不肯随意，但并不张扬的装束。不用断定我也知道，不管他是不是罗增，他是人物。
我把兴趣转移到他的身上。我说：“您没走眼，我确实是吃文章饭的。我写戏，是编剧——您是茶室的主人吧？”
他说：“鄙姓呼延，单名舫。闲着没事，自家的宅子，收拾收拾，就是一间茶舍，不为生计，只是自己喜欢，有客客是客，无客自是客，叫主人反倒俗了。”
他“自家的宅子”，我先已从外面看过了，是仰着头看的；宅子里摆设的家具，我进来后也看过了，是瞪了眼深抽一口气看的；连他这个宅子的主人，我也一并看过了，看的是架势和做派。很明显，这个宅子不是一般的宅子，他这个主人也不是一般的主人，正是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那一类人。我很高兴，觉得听了廖希铂的话没错，我来对了。
门外的街上有一个架着鸟笼子的孩子过去了，小兜肚，银项圈，一片瓦的头湿润着。后面跟着过去了一个老头，手里牵着一根红线，红线上拴了一只木头做的拉线耗子，耗子咕噜咕噜的，跟着他走。耗子走远了，远处传来一声脆生生的鸟叫，是新口。
“先生到后城街来，不约客人，又不喝茶，是来收集故事的吧？ ”
我把头扭回来，看呼延舫，他正捻着几根清瘦的口须，细细的眼里露着见多不怪的神情。
“是，我是来收集故事的。”我说，“我正写一个本子，是写罗成后代遭奸佞陷害，反上梁山，又抵御外侵，精忠报国的事，找不着感觉，有人指点上后城街祛祛浊气的。”
呼延舫说：“你说的这个故事倒有意思。不就是祁巧云祁姑娘替柏玉霜上刑场那段事吗？”
我又吃了一惊。我说：“这故事您也知道呀？”
他不说他知道，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盛唐无弱事，那是老辈子们的活法了。”
我说：“老呼——我能这么称呼您吧？”
他不卑不亢地说：“行，怎么都行，都什么年代了，再不跟着时代走，也不能忌号呀，就算自己忌，别人也不在乎，如今谁还管你叫什么，一律先生小姐地叫，听着好像挺客气的，也就比要吃扁食了缺藠头，上韭菜地里割一茬多点礼性罢了。”
我没在乎他的说法。我知道这是他这种人贯常的一套，这叫失落感。我觉得这样的失落感可以理解，日子好好地过着，突然一天失去了光景，要是我，我也咸不了。
我说：“老呼，您家有这样的宅子，一定在后城街住的年头不短，能不能给我讲讲后城街的事？”
我把年头之后有关家世的判断省略了。我心想，就算不忌号，未必不忌祖坟里的事吧，不管失落不失落，时代是真的变了，东风西风，谁知道吹到脸上是什么滋味，说不定揭了伤疤戳了痛，反倒弄出尴尬来。他到现在也间隔着，不问我姓甚名谁，这里面的讲究，我当然明白。
呼延舫笑了笑，没说话。这个时候老百从后面出来了。老百竟然换了一身行头，短衫还是短衫，老布还是老布，却是新浆洗过的，清清爽爽一套，领子浆洗得硬硬的，纽扣是布编的，扣得严严实实，手腕上搭了一方茶巾，脸上的神色也不同于先前，拿一副慎重，换了先前的委琐。
老百先将脱胎漆茶盘放于桌上，从茶盘中拿出一张干净的白纸，摊开在桌上，取过茶盘里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茶室，揭开盖子，从茶室里拈了一小撮茶叶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纸上，两根指头各揿纸的一端，左右一抖晃，将纸上的叶子筛开，退后一步，轻声说：“先生您请观茶。”
我弄不懂，扭头看呼延舫。呼延舫也看我。我说：“我平时很少喝茶。”呼延舫点点头，将手中的茶盖碗放下，一根指头揿住，将桌上的那张白纸引到面前，用手拨了拨茶胚，又凑近了微闭了眼嗅了嗅，然后睁开眼，抬起身子，说：“老百，咱们还有多少珠兰？”老百说：“还能泡两壶。”呼延舫说：“你给我留着。你再给我拿一只杯子来。”
老百又去取了一只杯子，将两只一样透明的玻璃杯放在托盘里，放入茶叶，冲了沸水，加上杯盖，然后退开。
呼延舫将一只杯子端起来，对着光亮处，透过玻璃看杯中的茶。水已静了，杯中的茶缓缓地游动着，沉下去，又升上来，茶胚徐徐开展，现出原形，并渐渐有了汤色，若不是杯中有茶叶舞蹈着，若不是茶叶活过来似的洇出茶血，静了的水是看不出来的。呼延舫说：“一杯小世界，山川花木情。”然后他又揭开杯盖一侧，歪了头，闭了眼，去嗅杯中的香味。片刻，睁了眼，浅浅地啜了一口，口吸气，鼻呼气，舌头搅动着茶汤，如是三番，如痴如醉地咽下，轻出一口气，说：“香于九畹芳兰气，草木英华信有神。您试试。”
我学着他的样子，将杯子端起来，揭开杯盖，贴近鼻子，闻了一下，果然香气氤氲。再喝了一口杯中的茶，立时觉得五脏洞开，有如醍醐灌顶。我说：“好茶。”
呼延舫说：“您这样不习惯茶的，说好，那是感觉。知道茶的，要经过观、闻、尝三道，鲜灵、浓、纯三香者为全香，形、味、气全佳者为高品。”
我说：“好是好，太麻烦，不如可乐痛快，同样九味俱全，缭绕徘徊。”
呼延舫轻轻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说：“当年放翁有诗道，桑苎家风君勿笑，它年犹得作茶神。又说，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香。放翁什么样骨气的人，终究也做了茶官，何况我等俗辈。”
我心里一动，想到廖希铂也是喜欢喝茶的，并且众茶之中，唯崇蒙顶，只是廖希铂不吟诗，他倒是说很多大白话，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不知他认不认识这位呼延舫？
老百从后面出来，给我们续水。呼延舫说：“老百，这里不用你了，你忙你的去。”老百喏喏地点头退下，一会儿，换了先前的布衣短衫出来，拿了先前的抹布，缩在角落里，一点一点地抹家具。
呼延舫不再动那杯珠兰，仍捧了他的珊瑚红茶碗，啜了一口，把茶碗放下，说：“当年的事，如今再没有多少人知道了，老一辈的，死的死了，出走的出走了，活下来没走的，谁还愿意说那种古事？年轻一辈自有年轻一辈的活法，日子不一样了，谁还要听那种古事？”
我先愣了一下，后来明白，他是接着我先前的问。我知道他开始了。这种人，守着一爿中西合璧古里古怪的茶坊，一日日品着香茶，好像岁月全在了渐淡的茶汤里，其实不然，他的经历正如茶叶，不管遇到过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如果遇上了好水，再遇到了能解的茶客，是会舒展开，轻轻地浮起来，渗出老日子的汤色来的。我坐直了身子，让自己学着做一杯好水，学着做一个虚心的茶客，认真地听他讲。
“要说起来，当年后城街，比这要宽畅不少，路面是碎石铺成的，能并排走四架马车，两旁的人行道，是整块的青石，道旁的水沟是明沟，镂空铁盖，盖上的透气口鸽蛋大，经常有时髦女子走来，高跟鞋的鞋跟卡进去，让过路的军人或街头的巡捕来帮忙，连人带鞋拔起来。”
呼延舫嘴角露出一丝笑，好像人已经回到了早些年，好像又见到了时髦女子风摆杨柳地橐橐走来，鞋跟卡进了地盖里，莺声燕语地召唤过路的军人或巡捕去把她们拔起来。那该是他的儿提时代吧？
“当年的后城街上安静得很，平时没有人走动，宅院都闭着大门，有英、法、德、俄、日各国巡捕巡街。走街串巷的不许进来。人力车也是不许进的，进来的都是马车和汽车。马车带着漂亮的篷厢，人坐在里面，外面看不见。马夫一律穿着湖蓝或者石墨蓝的坎肩，头上戴着黑色小瓜皮帽。马腰上搭着五色饰布，马尾下挂着布袋，接马粪，防止牲口弄脏了路面。汽车是各家自备的。也有长包的，福特道奇什么的。当年的公共汽车都烧炭，屁股上背了个大背包，私家车才烧油。天津汽车行就开在现在的中原电影院附近，专做后城街的生意。”
呼延舫停下来，端起茶盖碗，用盖碗滗了滗汤浮，喝了一口。
“后城街是老城墙根子了。早些年，城墙推倒后，后城马路一直修到桥口。民国十年的时候，后城大道成了汉口的繁华闹市区。大华饭店是有名的烟赌娼的乐园，烟馆、赌局、妓院从早到晚开着，客人络绎不绝。边上就是虎豹永安堂和浙江兴业银行。老通城、四季美、五芳斋、蔡林记里人头如攒，到夜里打烊了，扫地的一天能扫出两麻袋鞋子。民国十年建成的新市场，那就更热闹了，大舞台整天出台南北名角的戏，场场空不出台子来；露天电影院上演的是无声电影；雍和厅里是各色百种相声、独角戏、魔术、杂耍；要想玩新潮的，你可以去溜冰场、网球馆、弹子球馆和保龄球馆。你别笑，那时真有这些，去玩的都是公子名媛。那时就兴包馆。有一次，段史蒲的三公子和徐庆鳌的侄女请朋友玩，争着要包保龄球馆，把馆价从八十抬到六百大洋。后来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大公子刘伟雄出来，给了新市场老板一张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万两纹银票，说，别争了，今天我想玩球，这张现票你拿着，划多少你看着办。没等新市场的老板看清票面，大元帅黎元洪的公子坐着奥斯汀来了，到新市场下车，拿手里的司可德敲了敲车灯，对下面跟班的人说，我今天早上起来就不舒服，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劲，你们回去告诉徐司令，中山大道宵禁三天，这三天我就在保龄球馆里待着，我请人喝咖啡。这事到了这一步才算了了。要不了怎么办？您总不能让黎元洪老爷子亲自出来摆平吧？”
呼延舫停了下来，示意我喝茶，我端起茶杯来喝了两口，他给我续上水。
“当年我常去新市场。我在那儿看过梅兰芳的《宇宙峰》和《奇双会》，看过《黑奴》和《荒山血泪》，还看过沃尔顿的大变活人。孙怡云带着尚小云来演《二进宫》那一次，大舞台下至少有一万人。幸亏我在包厢里。那一次挤坏了好些人，还有死了的。”
街上有一辆车过去，不是澳斯汀，也不是福特道奇什么的，是一辆平板车，车上拉着红红绿绿的花草。花草颤颤巍巍的，走远了。
“宣统三年，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事，冯国璋火攻汉口，中山大道一片火海，后城街落满了飞鸟，整条街上都是逃命的猫狗，冯帅的兵见房子就点火，就是没动后城街。民国廿六年和廿七年，小日本的飞机对汉口狂轰滥炸，中山大道一片废墟，瓦砾成堆，后城街却安然无恙，连片瓦都没震破。到民国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美国人想迫小日本竖白旗，开来了军舰，炮轰日军住地，中山大道又被轰了个稀里哗啦，后城街仍然完好无损。这条街，是谁都不敢动，谁都动不了的。”
呼延舫娓娓说着。他的声音有点细，和他的手指一样，保养得很好。他的口气很平淡，只是叙述，没有语气强调，这种平淡，若不是有过真正经历过沧海的，经历过大起大落过的，没法做出来。
我有点忍不住。我想我现在已经进入后城街了，我已经站在这条街上了，我差不多已经从街的这一头看过去，看到街的那一头了。我甚至看得更远，已经看到这条街昔日的繁华景象了，看到那景象中影影绰绰的人了。我想我都这样了，还是值得冒一下险。
我问道：“老呼，您也是世家出身吧？”
呼延舫微微的一抿嘴，两只修长的手指伸出来，捻了一下清瘦的胡须，说：“过去的事，说出来都是故事，说多了就走样了，没有什么意思。”
我怂恿他说：“说说吧，我没听过呢。”
他揭开碗盖，喝了一口茶，低头看了一眼茶汤，把茶剩倒进一旁的茶盂里，起身去柜台后面，换了新叶子出来，沏上水，盖上碗盖，坐下。他那样走开又走回来，站起来又坐下，分明是回避，不想涉及那个话题，不想进入自己的过去。但他毕竟还是回来了，并且坐下了，那也就是说，不管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不管他想不想回避，他都只能回来，回避不了。
他把目光转到街上去。有一阵他好像是走了神。后来他又回过神来，说：“我给您说一段侠妓王金玉的故事吧，这故事与后城街有关，也算与我有关吧。
“民国初年，汉口名妓四大金刚中，有一位名叫王金玉的。此人体态丰盈，缠一对三寸金莲，相貌十分美丽。王金玉性格安静，不喜欢喧闹，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擅讲故事，如果遇到了知音，能三日三夜，娓娓不倦。王金玉能唱汉剧，正旦丝丝入扣，百肠回转，唱起《重台分别》来，连牡丹花董瑶阶都抚掌叫绝。
“清朝末年，晋人某氏以候补知县的身份赴湘候差，过汉口时，与王金玉相识，两人情好甚笃。此人到湖南不久，染上了重病，死前以后事相托。王金玉接到信后，悲痛欲绝，立即关门谢客，打点行李，亲往长沙，料理某氏的后事，并扶柩返晋。那个时候，交通十分不便，路途多有坎坷，所耗银两颇巨，王金玉积蓄散尽，负债累累，返汉后大病三月，仍无怨无悔，人称侠妓。
“民国四年，大总统袁世凯召湖南名流王湘绮入京任国史馆馆长。王湘绮过汉口时，汉口要人借王金玉在后城街的别业设宴款待。王湘绮见王金玉清水芙蓉貌，荷间莲花心，别业收拾得幽静典雅，屋中琴棋陈设，悬挂着名人字画，毫无脂粉勾栏之气，大为叹赏，立生爱慕之心，在王金玉处盘桓数日，不忍离去。王湘绮年已逾古稀，词人老去，风情犹在，为王金玉亲笔题写锤金纸扇一柄，字皆蝇头小楷，弥足珍贵。又书条屏一轴，录李商隐无题律诗一首，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句，也是正楷。大总统京城等得不耐烦了，数电频催，湘绮老先生不得不移轿北上。临行前，执娇娃手，涕泪不绝，长叹息道：金牌十二道道关，从此不与美人谋。我那时常去王金玉别业，那天正好在场，亲睹了这一幕。”
呼延舫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有一只鸟儿飞了进来，落在碰头屏上，歪着脑袋看我们，然后又飞走了。鸟儿不是花鸟市场里卖来卖去，中途逃出来的那种鸟，这点我能看出来。
“再说一个故事给您听。这个故事也与后城街有关，当然，与我也有关。”呼延舫说。
“您是写书的，近代有个著名的科学家叫华蘅芳的，想必您该知道。华蘅芳本是无锡人，早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钦佩他的才学，聘他主持武昌算学馆，家宅就安顿在后城街。华蘅芳为人谨厚，是个书呆子，他埋头西学，终日与学问打交道，从来不计日子苦甜。他有一个侍仆，专门料理他的起居事宜。这个侍仆手脚不干净，常偷了他的东西去当了换零花钱，然后把当票放回箱子里。有一次我去华宅，正好碰见那侍仆偷华先生的西洋钟，他要我别告诉华先生，他答应送我一只万花筒。我又不是华先生的亲眷，我管这种闲事干吗？这种事，我们这条街的人都知道，唯独瞒着华先生一人。
“有一年冬天，华蘅芳取皮衣御寒，打开箱子一看，皮衣无踪无迹，转而诘问侍仆。侍仆答道，前些时主人缺钱用，命我拿去当铺抵典，怎么就忘记了呢？华蘅芳没头没脑地说，有这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呢？你不是在说假话吧？侍仆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从箱子里找出当票，笑着说，自己藏好了，自己又忘记，还怪小的说假话，这样的主子好难侍候。华蘅芳立时红了脸，拍拍头，说，你看我，还真给忘了呢。然后就安抚侍仆，给他道歉，叫他不要把这件事情往心里去。
“华蘅芳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世人皆知，他主持武昌算学馆时，一位西人慕名带着自己的女儿来，让女儿跟着华蘅芳学数学。那西女正值二八，绮年玉貌，同馆的中国学生无不为之倾倒，每天一到上课的时候，学生都想与她同桌，与她搭话，就出了为争执位子摔倒了的，说话心急结巴了的这样一些事。华蘅芳觉得很奇怪，万般想不通，问学生为何举止失态。学生不敢说，旁顾左右言其他。华蘅芳琢磨一阵，恍然大悟，说，我知道了，你们是为一个人这样失态的，你们是为了西女，你们怎么像乡下人一样呢，看见西人就稀奇古怪，怎么西人看见你们就一点也不稀奇古怪呢？你们这些没骨头的东西，真是让我失望啊。”
我呵呵笑着，说：“这故事很有意思。”
呼延舫淡淡地摇晃着头，又黑又亮的头发衬托着白白细细的脸，使他那张脸有如一张不知底里的面具。呼延舫说：“靠了嘴说出来，让人知道的也就是意思了。”
我说：“是，都做了戏中人，谁来欣赏戏呢？”
呼延舫说：“只是戏是局外人演出来的，与局内人反倒无干了。”
我不甘心，诱导说：“老呼，您是戏中人，您就再讲两件，讲您自己的事。”
呼延舫摇摇头，说：“郑板桥当年有联道，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我是什么事都见过了，什么事也都经历过了，粗茶淡饭为香，清贫日子是福，不谈往事了。”
呼延舫说罢，就去端茶碗，分明是往昔如海，数数点点也就罢了，总之不愿自己再下到海里去，咸涩重涉了。我知道劝也没用，只好作罢。
那日在后城街无名茶室里喝了三杯上好的花茶，听呼延舫说一些后城街的往事，回到家里，酣睡一觉。第二天我又去了后城街。如是三日，渐渐有了感觉，然后闭门七日，一气将剧本拉了出来。再写时，自感混沌皆开，有气贯穿，朦胧里，是离开了现实，回到了历史，进入戏中人的世界里去了。那几日，我从早上写到晚上，直写得我毛孔四乍，喉头发紧，激动时，恨不得击节高吟，以笔作剑，舞之蹈之。那是我从未有过的创作状态。
剧本交上去后，各方面反映都不错。局里找专家来开了一个研讨会，听了专家们的修改意见。专家们各抒己见，归总起来，都认为本子基础不错，是可造就的胚子，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我在一旁认认真真地记了笔记，以便再做修改。想到是廖希铂的点拨，我才去了后城街；我去了后城街，才见到了呼延舫；我见到了呼延舫，才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这一切，都源于廖希铂的指点。要不如此，我现在还皱着眉头咬笔杆挠脑袋呢。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应该知恩图报，感谢感谢廖希铂。
那天晚上，我拎着半斤托人买的极品蒙山，去廖希铂家里道谢。
廖希铂的妻子是汉剧演员，那天有演出任务，不在家。廖希铂—个人在家里独自饮酒。见我去，加了一只杯子，要我坐下喝一杯。我本来不大喝酒，又吃过饭了，差点儿没说出宁愿喝可乐的话，幸亏及时想到自己是来道谢的，要提什么要求就不像话了，马上把可乐的念头打住，在饭桌前坐了下来。
陪廖希铂喝过三巡，廖希铂说他看过我写的剧本，感觉不错，有几场戏可圈可点。我听了很高兴，就说了去后城街采风的事，说了无名茶室里听的故事，谢谢他的指点，并借着他愿意说话的机会向他继续讨教。廖希铂慢慢地呷着酒，说了一些“十年磨一戏”的道理，显然是喝酒的时候，不愿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去。我听着，在一旁不住地点头，心里想再找一个机会。喝酒的时候不行，喝茶的时候呢，行不行？又坐了一会儿，我就告辞。
廖希铂起身送我，走到门口时，突然说：“你说的那家无名茶室，主人叫呼延舫吧？”
我说：“是，你知道他？”
廖希铂点点头，说：“他不是什么世家。若一定要说世家，那就是卖水的世家。他家祖辈都是卖水的，拉一辆车，在江边灌了水，整天走街串巷，送到人家里去，一桶水两个铜板。后来有钱人家里都接上了自来水，就换了给人送冰。先是人拉着车，后来有了两个积蓄，买了一头叫驴，改成驴拉车，也算是进步，人称吃水饭的。倒是他店里那个做茶童的老百，祖上是显赫一时的人物，明清两朝都有人做过朝廷上的官，曾祖父做到了道台，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中三君子之一。到了他爷爷那一辈，家里出了好几个人物，这回不做官了，做卖办，是英国汇洋银行在华的代理人，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家业中兴，据说家产加起来，能买下三个汉口。”
我想想呼延舫，又想想老百，我想他们俩的样子，有些不相信，说：“这怎么可能？”
廖希铂笑笑，说：“有什么不可能？”
我说：“呼延舫在新市场大舞台的包厢里看过尚小云的《二进宫》。”
廖希铂说：“没错，他是看过，也的确是在大舞台的包厢里看的，他那个时候给人当小跟班，主人想吃茶水果子，他去买了往包厢里送，他要不在包厢里待着，到处乱跑，主人打断他的腿。”
我说：“那侠妓王金玉呢？他可是常去她的别业呀？”
廖希铂说：“王金玉喜静怕热，她用水很讲究，不用自来水，要用都灵巷的井水。一到夏天，不可一时无冰。呼延舫是家人遣了去给她送水送冰的。”
我说：“华蘅芳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他也喜静怕热，也不用自来水，要用都灵巷的井水，呼延舫给他送水送冰的吗？”
廖希铂有些奇异地看着我，说：“那你要他干什么呢？难道说你要他去帮华蘅芳演算微积分不成？”
我在绝望中，就想到那栋宅子，它似乎是唯一的稻草了，我必须抓住它。
我说：“那栋宅子呢？那栋宅子是怎么回事？未必呼延舫家里卖水卖发了，发成了阔佬，盘下了那栋宅子？”
廖希铂说：“什么宅子？”
我说：“就是那栋哥特风格的西洋建筑，那栋摆设着明代家具的建筑，那间无名茶室，那可不是一栋普通的宅子。”
廖希铂把门打开了，说：“宅子是宅子，主人可以不断地换，情况就是这样。”
门开了。门又关了。灯光消失在身后。我站在门道里，一时没敢动弹。我没有弄清黑暗中的楼梯，它们一共有几级。
全记巷的人有一个习惯，在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后，他们会立刻告诉孩子两件事。这两件事一件关于自然，另一件关于人。自然与人是相当好的搭配，很协调，有现代意识，并且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保持着一致。全记巷的人因为这样，因为有着自发的良好的传统教育习惯，也就有了一些迷惑，有了一些不明白，由此生发出一系列街头里巷的社会和文化批评活动。他们温和地说，我们怎么需要他们的教育呢？
全记巷的人首先对他们新出生的孩子说，我们守着长江呢。然后他们对新出生的孩子说，我们有满地呢。全记巷的人这么对自己孩子说的时候，自豪感油然而生。长江多好啊，守着长江多好啊，何况还有满地，同时拥有了这两样，叫全记巷的人想不骄傲都没法做到。你想一想，即便长江不是全记巷的长江，长江边也不止全记巷一条巷子，但长江纵使无拘无束地流着，长江边纵使巷子无数，无数到把偌大一条长江缠死了，那些巷子里有满地吗？回答是，没有。
全记巷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在吃过晚饭以后，通常会搬上一张凉床或者一张躺椅，到外面乘凉。他们摇着蒲扇，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打破常规，以社区的方式，聊天然后酣睡。全记巷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会把他们的批评提出来。批评是针对那些报纸和电视的，是宽容的、大度的、有些戏谑的、有所保留的、带着一些善意嘲笑的批评，因为那些报纸和电视，它们在自以为是的同时，在自高自大的同时，在好为人师的同时，也给全记巷的人带来了很多的乐趣，比如警匪故事、明星趣闻、球赛和肥皂剧。批评应该批评，但不能一棒子打死。全记巷的人在说到人与自然这个话题的时候，会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开始对他们做启蒙教育了，我们自己也不断在温习着，要它们来说什么？全记巷的人这么骄傲地说着，看星星出满了，就改变姿势，改坐姿为睡姿，手上的蒲扇摇晃着，渐渐节奏轻了缓了，终于在某一个动作上定格下来，手一耷拉，就睡了。即使在最热的秋老虎季节，全记巷整夜都会有凉爽的风从容通过，让全记巷的人能很快入梦。梦是内容各异的梦，但结束的时候，无一例外都会停留在长江和满地这两件事情上。这样的梦，一般来说就有了美好的结果。
这样，我们一开始就弄清了两件事：全记巷坐落在长江边上，全记巷有满地。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两件事，它们一件是有关自然的，另一件是有关人的。
满地叫华满地。因为亲切，全记巷的人不管大人孩子，叫他或者提到他的时候，都省略掉他的姓，只叫他满地。
满地今年七十七岁了。满地的七十七岁不是一般的七十七岁，是他不说你猜不到，他说了你不相信的七十七岁，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七十七岁。满地的身体很健康，健康到你一想到青春这个词，你再看一看他这个人，你就会在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你会想，青春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不光在年轻人那里待着，有时候也到处乱跑，它跑来跑去的，让人弄不好就看走了眼。说实话，满地有着这样的七十七岁，就一点也不像老人了。
满地是一个离休干部。满地这个离休干部也不是一般的离休干部，是既有经历又有名望的离休干部。满地的履历表里这样写道：华满地，男，1924年出生，家庭成分小手工业者，l940年参加革命，l984年离休，行政十三级。在全记巷这个地方，像满地这样履历的，除了满地，再没有第二个。
平心而论，全记巷上了年纪又有经历的人不少。比如和平的奶奶，她和满地同年，是桃李满天下的退休教授。比如德庆的爷爷，他也和满地同岁，早年老汉口有一家丰裕绸布庄，专卖上好的各色绫罗绸缎，顾主全是社会名流。德庆的爷爷就是丰裕的少爷，他生下来的时候，光奶妈就有两个。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丰裕公私合营，德庆一家成了穷光蛋，日子过得很艰难，德庆的妈生德庆时没奶，只好给德庆熬米汤喝。再后来，德庆家拿回了存款，又成了富人。德庆媳妇生孩子时，不愿奶孩子，德庆爷爷就给德庆说，去请两个奶妈来。全记巷的人由此感叹说，人世沧桑啊。还比如九子爷，今年八十九了，整整大满地一轮，旧社会是青洪帮里的爷，坐在全记巷码头，吃着水上饭，有沪间的船上水，蜀间的船下水，码头上靠了，都得到九子爷这儿来请安。有一年徽帮的一条茶船从全记巷码头过，船老大是新蹚路的，不知道全记巷有九子爷，没来请安，第二天早上起锚想走人，九子爷一声拿下，一条碗口粗的绳索抛出去，那条茶船就给拦在江心了，三天没让动窝。新中国成立后，码头归了人民，青洪帮的人全做了鸟兽散，九子爷没了领地，靠着拾荒货过日子，聊以度日。
全记巷里上了年纪有名望的人很多，但他们不能和满地比。满地不是教授的满地，不是少东家的满地，不是道上爷的满地，而是离休干部的满地，是行政十三级的满地，按照履历中的说法，他是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老干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杀过日本鬼子的老兵，他这样资历的离休干部，在全记巷里，不是独一份也是独一份，就凭着这个，他就有了在全记巷里直着腰板说话的权利。
关于满地杀鬼子兵的事，有很多的版本。最早的版本是刀劈鬼子头，那是满地在学校里作报告说出来的。满地一边说，下面听报告的人一边想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著名的歌，他们想着慷慨激昂的旋律，禁不住热泪盈眶。以后满地到很多学校作过报告，每到一个学校，满地就拿出一个新的版本来，今天伏击鬼子车队，明天端掉鬼子碉堡，后天打下鬼子飞机，在满地不断推出的版本中，鬼子兵的人头相继落地，堆积如山。早些年，有人对满地的英雄事迹持怀疑态度。持怀疑态度不是别的，是按照满地的说法，计算出鬼子兵的人头，再乘以别的满地的总数，小日本全国人口的三倍也不够杀的。满地也不解释，是不屑解释，他把箱子打开，拿出一大堆功勋章来，花花绿绿往人面前一放，再撩起衣服来，露出身上一块一块黑黑白白的伤疤，怀疑的人就傻眼了。你想呀，满地要不砍那么多鬼子的头，他那一堆功勋章打哪儿来？满地要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他那一身的伤疤又打哪儿来？那些功勋章，它们的成色都很好，即便有了些年代，旧了，依旧沉甸甸的；那些伤疤，它们年代久远了，不再新鲜了，依旧无言地诉说着历史。作为它们主人的满地，偶尔地回到历史中去，弄一堆鬼子的人头出来，又有什么可稀罕的呢？
满地很喜欢说话。因为有着不同凡响的履历，他尤其喜欢找上面的人说话，说一些代表性质的话。大凡有了事关全巷人利害关系的事，满地就出动了，去找上一级或者上几级的领导，为街坊邻里讨个说法。满地出门的时候是要换一件干净衣裳的，有点像披挂出征的意思。满地不信邪地说，我连鬼子的头都砍了，我还有什么不能砍？满地有时候载誉而归，有时候没有载誉。载誉了自不必说，没有载誉的时候，终究话是要说的，也替全记巷人出了口恶气，让上一级或者上几级领导明白，今后不敢轻待了全记巷。这就使满地成了全记巷的主心骨，有点民间领袖的味道，满地也就在全记巷更加地有了威望。
满地的威望很有人情味，不是专对上一级或者上几级领导的，也不是专出恶气的。满地更多的是做一些群众工作。比如巷南做服装生意的枯娃，喜欢打自己的媳妇，他打媳妇一点儿也不节制，总是往死里打，打得媳妇忍无可忍，告到公婆那里。公婆上了年纪，管不了，公婆就来找满地。满地换一件干净衣裳，出了门，迈着稳稳的四方步，径直来到枯娃的家里。枯娃正喝着茶，见满地来了，立马起身让座。满地不坐，站在那里嘎巴嘎巴扳手指，对枯娃说，枯娃，咱爷俩打一架？枯娃笑，说，满地爷，您是批评我呢，别说我不敢递招，就算敢，我也不是您的对手呀。满地说，你跟我不敢递招，跟你媳妇怎么就敢了？枯娃说，满地爷，我明白了，您不是批评我，您是点拨我，您是告诉我，好男不和女斗，有您这意思，我今后不和她斗就是了呗。那以后枯娃果然就不再打他媳妇了，凡事想想满地，忍着，实在忍不住了，夜里上了床，就捉了媳妇咬，咬也不傻咬，专找隐私的地方咬，媳妇拿了那些伤口，不好给公婆看，也忍着，这事就算完了。
再比如巷北的杜家老二新娶了媳妇，新媳妇喜欢打牌，整夜整夜地打，打得新郎见不着新娘的人影儿。杜家老二就找满地诉苦，说，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锅冷灶凉，只有在送夜宵的时候才能见她一面，她还嫌我带了风进去，冷了她的手气，一个劲催我快走，我这新郎当的什么劲？满地听了，换了件干净衣裳，稳稳地出了门，找杜家新媳妇。杜家新媳妇红了脸，说，我下岗了，在家没事做，约几个要好的伙伴来打打小麻将，也没干什么坏事，要不我干什么呢？满地说，听说你在厂子里能歌善舞，不行的话你去居委会，教老头老太太们唱个小二郎，跳个迪斯科，居委会补贴你一点，这样也算一份工作，也有了意义，不比通宵打牌熬人好？新媳妇想想，满地这话说得有道理，就听了满地的，去居委会，这件事情就算解决了。
满地不光这么心平气和，有时候也发一点脾气。有一次，全记巷两个不学好的青年，在巷子口抢一个过路人的钱。那两个青年恶出了名，巷子里的人谁都不敢管。恰好满地从那里路过。满地站下，冲那两个青年吼道，给我松人！不然我劈了你们！满地怒火万丈地说，我连鬼子都能劈，还劈不了你们？两个青年立刻松开过路人，笑嘻嘻地说，满地爷，您别动气，我们是和他闹着玩呢。满地不依，说，玩，你们换一种好样子来玩，你们到码头上帮人扛包去，再不你们守在大街上牵盲人过马路去。你们这样玩，无法无天，绝情绝理，迟早惹我性起！两个青年嘿嘿笑着，老鼠见了猫似的溜走了。全记巷的人站在自家门前，噼里啪啦给满地拍巴掌，事后笃定了说，满地是手上没有刀，若是手上有刀，满地就不会吼两个小子了，早一刀劈下去，这条街就从此干净了。全记巷的人还说，满地是出生早了，要是出生晚一点，这世上哪里还有那么多坏人，嘁里咔嚓，全让给他劈了。全记巷的人朴素，信这个。
因为如此，因为满地是英雄的满地，派出所新来的所长朱超就来找他，向他请教街道里的治安工作怎么个搞法。工作请教多了，朱超就聘满地为街道义务治安员，有诸如解决邻里矛盾、夜里查外来人口这一类事情时，就由满地带着人去。满地那样的经验，总能把事情做得让朱超满意，这样朱超老往满地家跑，商量工作什么的，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交。
朱超很年轻，刚从警官学校毕业出来，还没有来得及成为英雄，对英雄充满了崇敬之情。朱超因为年轻，又干着警察这样的工作，再加上胸怀大志，一时半会儿没解决个人问题，他一个人过日子，回家以后没有什么事，有时候下了班，他就熟门熟户的，去满地家，和满地聊聊天，遇上吃饭的时候，就留下来喝上两杯酒。朱超喝酒的经历还没有培养出来，酒量不大，喝两杯就上头。朱超上了头，把警服一脱，衣袖一撸，给满地的酒杯斟满，给自己的酒杯斟一半，举了杯子对满地说，咱俩再喝一杯。自己先把杯子举起来，举到唇间抿一口，叫满地，你喝完，你喝完。街上的人从门口过，看见了，就笑，说，这父子俩，没大没小的，斗酒呢。
有一阵子，全记巷来了一帮安徽人，做茶叶生意。他们在全记巷租了房，租了仓库，大包小袋地卖茶叶。不卖茶叶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喝酒，玩牌，唱小曲，招一些四海为家的女人来，并且打架，闹得四方邻里受不了，四方邻里就找派出所。朱超笑，说，你们怎么不找九子爷？安徽的茶贩子，九子爷正管。朱超说安徽的茶贩子和九子爷是说笑话，他这么说，仍然带了两个人去，训了茶叶贩子们一通。茶叶贩子们老实了两天，疯卖了两天茶叶，兜里有了钱，又不行了，继续聚在一起，喝酒，玩牌，唱小曲，招一些四海为家的女人来，并且打架。朱超很烦，对满地说，不行，我得把他们赶走，要不我的治安先进就给他们闹砸了。满地说，你把他们赶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治安先进就不砸了？朱超被说得很惭愧，说，那怎么办？满地不说怎么办，换了衣裳，背着手，踱着四方步，去了安徽人租住的地方。满地去了，安徽人放下手中的生意，都站起来，说，华先生，您坐。满地也不谦逊，坐了。满地问安徽人：全记巷这个地方好吧？安徽人说，好，水陆码头，货好走，千金难买之地。满地点点头，又问：知道日本鬼子吧？安徽人说，知道，当年侵略我们，烧杀掠淫，无恶不作，奇耻大辱，没齿难忘，怎么不知道？满地又点点头，说，当年日本鬼子猖狂成什么样，照样被我砍了头，这个你们也知道吧？安徽人说，听说了，华先生您砍了很多鬼子的头，您嘁里咔嚓，威风得要命。满地说，知道就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道理就讲明白了，你们该总结的总结，该收敛的收敛，好不好？安徽人想了想，说，好是好，就怕做不到。满地一听，不高兴了，站起来，拍安徽人的茶叶柜台，把茶叶柜台拍破了。安徽人和满地吵了起来，吵了几句，一个安徽的愣头青掏出一把刀子，朝满地捅过来。满地没提防，四方邻里亲眼看见，愣头青的刀子，扑哧一声捅在满地肚子上。四方邻里哎呀一叫，叫过之后再看，满地仍然站在那里，也没倒下去，也没见流血，脸是有点发白，却安然无恙。原来，满地系着一条牛皮带，牛皮带很结实，愣头青的刀子没捅动，让牛皮带挡住了。愣头青愣在那里，呼呼地喘气。满地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再看了看安徽人，说，怎么样，这一回想通了吧？一旁的安徽人连忙过去，拿下愣头青的刀，把他推开，说，想通了，想通了。那以后安徽人果然不再闹事。
朱超不知为什么，对九子爷这个过了时的道上人物很感兴趣。朱超在和满地交往的空隙时间里，有时候也找九子爷聊天，听九子爷说一些当年码头上的故事。九子爷虽然捡着荒货，整天蓬头垢面的，对场面上的事并不服气，说，要是当年碰上我，哪里还让他出手，早一条绳子拿下了，哼。朱超回过头，把九子爷和满地比一比，把九子爷的码头故事和满地的抗日故事比一比，即使参考了安徽人的故事，朱超仍然认定，九子爷不行，九子爷是虚张声势，是骆驼倒了架子在，还是满地，那是真刀真枪试出来的，若把九子爷比作码头英雄，那满地就是民族英雄。朱超由此总结出一条经验，任什么东西都得民族，只有民族了才能强大，才能长久，连英雄这个东西都不例外，别的东西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超再去满地家的时候，满地正在生气。满地生气不是生朱超的气，是生儿子的气。朱超和满地，那是别人说笑说的父子，其实并不是真的，满地生气，是生自己真正儿子的气。
满地的儿子名叫华大民，今年四十多岁，早些年在军队里服役，转业后分到政府部门工作，当一个什么局的副局长，后来辞了职，下海经商，经商很成功，赚了大把的钱，还有很多改革年代的荣誉，比如说人大代表、著名企业家这样的头衔，按照通俗的说法，叫做新时代的弄潮儿。满地对新时代弄潮儿的儿子，本来是很满意的。满地虽然革命了几十年，并不是个死脑筋，他知道时代的进步，有时候必须革革命的命。比如当年他革有钱人的命，如今他儿子革贫穷的命，他和儿子都是革命者，只是革命的对象不同，是旧革命和新革命的关系。不久前，华大民看中了守着长江的全记巷是个千金难买的水陆码头，就想着在全记巷建一座大型仓储式货物集散中心，吸三江纳五川，日后做新一代的码头王。华大民很快搞好规划，立了项，拿下各种批文，并且开始动手搞拆迁工作。全记巷有半数的居民在拆迁之列，有的居民不愿搬迁，有的居民愿意倒是愿意，但希望在还建的时候，能得到满意的补偿，这些居民就来找满地。满地给这些居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满地告诉他们，儿子的大型仓储式货物集散中心建成后，会带动各种服务业的兴起，全记巷就成了一个寸土寸金的热闹地方，全记巷人的日子也就会兴旺发达起来，那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大事情。满地也愿意帮助街坊邻里，替他们找儿子说话，在还建房的面积、楼层、朝向、房型等等问题上讨价还价。华大民很孝敬父亲，一般父亲出面说什么，不太让他为难的事，他都答应下来，给足了满地面子。满地那样做，不但帮了邻里，也帮了儿子，实际上是个政治思想工作的角色。满地一直热心地做着这种政治思想工作，直到听说日本人东山四郎的事。
华大民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想用别人兜里的钱做自己的事， 一时考虑到政策实惠方面的情况，找了一个名叫东山四郎的日本投资商做合作者。这种事属于企业内部的事，不会到处张扬，自然也不会告诉满地。满地开始不知道，等他知道了，气不打一处来，差一点没把家里的桌子拍烂。满地生气，是生气儿子竟和日本鬼子弄到一起了。满地自己是抗日英雄，打日本打了八年，嘁里咔嚓地砍鬼子的头，砍下一大堆，自己也被鬼子砍得伤痕累累。虽然那是历史，现在想起来，还恨不得见了面捉住了咬上一口。满地和日本人不共戴天，到头来，自己的儿子和鬼子搞到了一起，和日本人袖子笼袖子做起了生意，在我们的土地上盖什么中心，那和当年的汉奸有什么两样？满地不是不知道改革开放的政策，满地也不是不知道改革开放要引进外资，但按满地的想法，外资不止日本人兜里有，世界大得很，要想求人，哪里又求不到呢？满地别的事都能想通，唯独这事想不通。
满地要华大民停止和小日本做生意，要做和第三世界做去，和第二世界友好的没有血海深仇的国家做也行。满地的意思是全中国人都别搭理鬼子，鬼子的钞票再多，总不能一天到晚啃钞票过日子，迟早一天饿死狗日的。满地要华大民把东山四郎撵走，撵回他那个弹丸之地去喝海风。满地说，老子当年是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才把鬼子撵走的，那是牺牲了多少国人，多少壮士仁人的生命呀！你倒好，好吃好喝把鬼子请回来，请回来赚咱们的钱，在咱们的国土上屙屎拉尿，你等于是帮着鬼子再一次侵略咱们。
华大民就给满地解释，说一些如今世界不同了的大道理。满地不听。华大民和父亲说不通，又不能真的放弃项目，就躲到公司里不回家。满地去公司里找，华大民要秘书说自己不在。满地打他的电话，他先看是不是家里的电话号码显示，是就把手机关了。满地找不着华大民的人，一时内火攻心，没熬住，一天正喝着酒，一张口，扑地喷泉似的吐出一口鲜血来，人轰隆一声就倒了下去。
华大民闻讯，赶到医院看父亲。满地这回反倒是不见他了。满地的老伴一边心疼着丈夫，一边替儿子委屈，丈夫和儿子的事，关系到民族仇恨和国家经济发展，哪一件都是天大的事，自己管不过来，又担心儿子气着丈夫，只能让儿子回公司去。满地的老伴对华大民说，你爸他不想见你，你就先走，回去好好做你的生意，你爸这边，我服侍了几十年，经验和习惯，哪一样都够用了，不用你操心。
朱超听说了这事，赶到医院看望满地。满地怏怏地躺在病床上，冲着墙发愣，看见朱超进来，眼圈兀自先红了，拉了朱超的手，说，耻辱啊，耻辱啊。朱超虽年轻，听多了满地的抗日故事，梦里早生发出砍鬼子人头的想法。朱超不是不知道满地未必占尽了道理，但朱超是替满地抱着冤的，想想满地一世英雄，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让人为之扼腕叹息。朱超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满地，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话，留下一篮水果，有些伤感地走了。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朱超突然站住了，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腰间，脸一红。回到派出所，朱超把指导员拉到一旁，从腰间解下自己的手机，塞给对方，说，换一换。指导员愣了一下，说，干吗？朱超说，不干吗，把你的换给我。指导员说，我的可是国产的。朱超不耐烦地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唆？指导员就喜滋滋地从腰间解下自己的手机，再把朱超换给他的日本产手机挎到腰间。那一天，指导员用他的新手机给妻子打了好几个电话。妻子正忙着，一连接了几个电话，犯疑了，说，你没事吧？指导员说，我没事，我只是试一试新手机，看是不是水货。
满地是内火攻心，没有什么大病，病床上躺了几天，很快就康复了。满地出院后，在家里养了几天，每天喝老伴熬的莲耳汤，也不出门。华大民的仓储式货物集散中心工地正在紧张地施工，半个全记巷竖起了森林般的脚手架，打桩机白天夜晚轰轰响着，水泥灰沙到处飞舞。满地不愿听那声音，不愿看那架势，要老伴把门窗都关严，眼不见心不烦。
这期间，街坊邻里还按照老习惯，有事来找满地。满地有些木木的，情绪来了就管一管，情绪不来时就推脱了，不像原来那样铁肩担着道义。全记巷的人觉得不对劲，觉得不习惯，好像集散中心的脚手架一竖起来，全记巷的主心骨反倒塌陷下去了。全记巷人一时就有些心慌，就像一直依赖的主心骨，被什么东西给轰隆一声推倒了似的。全记巷的人私下里议论着这件事。有一次，被九子爷听到了，九子爷在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任什么，备得住老，备得住朝代变迁？全记巷的人听九子爷那话，是从牙根里吐出来的，要放在早些年，那是混账话，说出来要杀头的，如今反倒时髦了，大家都说，连拾荒货的九子爷也冷不丁儿冒出一句，谶语似的。全记巷的人就慨叹，说，真是的，时代变了。
集散中心工程紧锣密鼓进行着，满地让老伴把门窗紧关着，但关不住打桩机和混凝土搅拌机的巨大轰鸣声，而且，满地不能不出门，满地一出门，满眼都是工地，乱七八糟的，战场一般，人在工地上走着，是在包围圈中，随时都有被击中的可能。满地身陷包围圈，心情越来越烦躁，终于有一天，满地积怨太深，忍无可忍，丢下莲耳汤碗，跑去工地，闹出事来。
满地去工地上，将旗杆上几面花花绿绿的旗扯了下来，将准备好的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地升了上去。保安见一个老头，疯子似的在那里降旗升旗，上去阻止，满地不干，和保安扭打起来，保安没办法，把满地扭住带到公司。满地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大叉着腿，坐在公司保安部里，等人来带他“过堂”。
少顷，门开了，一群衣冠楚楚的人走了进来，个个高大魁梧，中间簇拥着一个圆圆滚滚的小个子，小个子随随便便往那儿一坐，高大魁梧的一群人就毕恭毕敬地立在他身后。小个子对身边的人示意一下，一个漂亮的女翻译就对满地说，东山四郎先生问你，为什么要在工地搞破坏？满地心里想，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小日本呀，这回不是我送上门，是你送上门，这可就怪不得我了。他就把头仰了起来，大声说，老子心里有火，老子愿意。女翻译凑在东山四郎的耳边咕噜了几句。东山四郎有些不高兴，也咕噜了几句。女翻译扭头对满地说，东山四郎先生说，你这是刁民行为，东山四郎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要把你交给你们的司法机关。满地一听，火冒三丈。满地并不是为司法机关火，司法机关就是朱超，把他交给朱超，朱超只会请他喝酒，忙买下酒菜都忙不赢。满地火的是小日本竟敢骂他堂堂的中国人是刁民，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木桩似的小个子，吊起来称超不过一百斤，他坐在那里，进来的人若是眼神不好的，基本上就看不见，做盆景倒是块材料，可身边那些高大漂亮的国人男女，却孙子似的猴着腰围着他，还一口一个哈依哈依的，不是汉奸种又是什么？满地那么一火，英雄豪气就上来了，冲过去，二话没说，大刀在手似的扬起巴掌，狠狠地抡将过去，啪地给了东山四郎一记响亮的耳刮子。东山四郎被打得哎呀一叫，差点儿没从椅子上跌下去。身边的人先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后，同仇敌忾一窝蜂扑过来，狼群按羊似的将满地按住。满地挣扎着喊，老子劈了他！老子劈了他！外面的人听见响动，跑了进来，有一个认识满地的，抽搐了一下，叫道，快别动手！他是华总的父亲！
满地没被送到司法机关，而是被客客气气地送回了自己的家。回到家的满地觉得心里畅快多了，特别是手掌心和胸窝子里，一起都热乎乎的。这样的舒坦，需用酒来呵护，满地就托人捎信，要朱超过来陪他来两盅。朱超正接着一个电话，电话是上面打来的，责备朱超治安不力，让辖区内的外资项目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不说，还让外商本人遭到了暴力侵袭。朱超放了电话，去满地那里，走在路上，几个全记巷的居民拦住他。朱超说，你们有事？全记巷的居民说，我们没事，是满地，满地跑到工地上去闹，满地还动手打了日本人，满地这样下去，把工地闹砸了，大家的未来都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朱超挥挥手，说，这事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朱超说罢就继续走，进了满地家，先看出了满地从头至脚的快乐，朱超笑了笑，坐下，脱去外套，拿过酒瓶子，给满地的杯子斟满，给自己的杯子斟一半，举了杯子，自己抿一小口，说，你喝完，你喝完。一老一少就喝起来。喝到后来，两个人都醉了。满地说，痛快！朱超也说，痛快！朱超就拿了自己的外套，摇摇晃晃地回所里去，先进厕所里吐了一气，再到水管下冲了一个头，到底也没有把电话的事和全记巷居民的意见告诉满地。
满地终究没有熬过九子爷，满地连和平的奶奶德庆的爷爷都没熬过，看着结结实实的一个人，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事后朱超和指导员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指导员安慰朱超，指导员很有经验地总结说，他们这种老革命，都这样。
满地从病倒到去世，只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那个时候，全记巷仓储式货物集散中心已经正式开业了，一辆辆五十铃货柜车整天穿梭往来，进出于漂亮气派的集散中心，一片繁忙景象。有关部门正考虑将码头扩建一下，以便更好地发挥仓储中心的功能。全记巷的人们则忙着搬家和搞服务性产业，把自己的新日子过得红火起来。可惜医院离着太远，满地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既看不到也听不到那些热热烈烈的好事情。
满地在去世之前，把朱超叫到了医院。满地要老伴出去，把门关上，只留下他自己和朱超，然后对朱超说了一件事。满地说的是他心里埋藏了多年的一件事。满地在说出那件事后，好像人一下子就空了，只剩了一张皮，让人想到精神和灵魂之类的东西。那以后没过多久，满地就阖了眼，手一撒，走了。
满地对朱超说的那件事，有关满地的英雄史。满地告诉朱超，他这一辈子，其实一个日本鬼子也没有杀过。他抗过日是真的，他负过伤也是真的，他得过很多的功勋章，那都没有假，他甚至真的杀过很多人，但那些人，都是汉奸和伪军，唯独没有鬼子。因为如此，满地他一直抱憾着，直到他给了那个小日本东山四郎一记响亮的耳光。满地躺在病床上，声音微弱地对朱超说，作为一名抗日老战士，能在临死之前，给日本鬼子一记实实在在的耳光，我这一辈子，也算不亏了。
满地去世那天，朱超去给老人家送行。朱超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尽了。朱超去找自己的摩托车，医院停车场里的车很多，朱超的车停的不是地方，一时没找到。后来朱超找到了自己的那辆车。朱超骑上去，点着火，正打算松闸走，腰间的手机响了。朱超揿通手机，是指导员用那只日本产手机打来的。指导员说，你回来一下。朱超说，什么事？指导员说，一帮混混，要收集散中心进出车辆的保护费，他们放话说，要请九子爷出山，做他们的龙头老大，华大民要我们尽快把事情摆平。朱超点点头，收了手机，给了油，让车子滑出医院的大门。
朱超在路上想，满地不知道，东山四郎并不是日本人，他其实是中国人，早些年去日本打工，发了财，回中国来发展的，满地要是知道了这个会怎么想呢？
朱超还想，对于全记巷来说，长江还在，满地没了；自然还在，人没有了。
他看了一眼腕上的劳力士，6点28分，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
对方会不会准时，他有点儿怀疑。不是每个勇敢的人都懂得社交规则，比如在约定时间的前两三分钟到场什么的。就算懂了，也不一定会遵守。那个勇敢的家伙，他在到处找工作，眼角布满血丝，干皲的嘴唇起了泡。这样的人，大多敌视社会，就像不得宠而仇恨后母的孩子，他们才不会遵守他妈的什么家庭规则呢。
至于他自己，他会在关键的时候眼不眨手不软地出击，直到对手耗尽最后一滴血，被他从容地杀掉。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修养的绅士，签字用老式派克，读橘红色纸张的《经济观察报》和24开铜版纸的《财富周刊》，按时服用供应商送上门来的安利系列产品，绝对不在公共场所叫应招女。而且他很坦率，比如，要是他不能确定那辆肇事的奥迪车一定会撞上那辆横过马路的三枪牌跑车，而骑在那辆昂贵的极品跑车上的少年正是自己的儿子的话，他绝对不会从人行道上奔过去，阻止一场车祸。
他这样的人，即使对家里的四川籍保姆，也会信守时间。这和是不是勇敢无关。就像洗澡，有的人在大街上淋着，有的人喜欢泡在澡盆子里，有的人要去深山的温泉，而且是在秋天叶落的季节里，不一样。这么说，不是他这个人忘恩负义。人家救了他的儿子，他怎么会不领情？他真的感激不尽，所以才拿出一大笔赏金。
“我不能接受这么大一笔钱，真的不能。”对方说。
“为什么？你该接受。”他真诚地说。
“我一直在找工作。你知道，工作很不好找。这个嘛，好像是不义之财。”
“是吗？”
“我这么说，有点儿不礼貌，你不会见怪吧？”
“哪里，也许你是对的。可是我总得有所表示吧？”
“要不，我吃你一顿饭？”对方眼睛一亮，好像是突然见到了大白鲨。
“什么？”他没明白，看对方。
“随便说说，不行就算了。”
“哦，不。那就这么说定了。”
“实在不好意思。你不会觉得我是死缠着你吧？”
“看你说的。”
他没有想到对方那么羞涩，倒好像对方不是一个勇敢的男人。但这有什么呢，他答应在武汉最好的酒店，香格里拉的中餐厅，请对方吃一顿饭。他有很大的产业，钱多得自己都数不清，时装模特儿一样英俊美丽的职工几百号，儿子却只有一个。儿子比香格里拉珍贵。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无奈的地方，这一点，他从来就不掩饰，当然也不会取笑对方。
“怎么还不来？”她朝门口看了看，一脸好奇，光洁的裸肘撑在台桌上，用搅拌棒搅动杯子里的冰块，玩着红茶。
他也朝门口看了看。红衫红帽的侍应生弯了腰让进一位大腹便便的男人，不是那个人。他没曾想让她来的。她一定要来，说是想看看舍己救人的英雄。
“他长得什么样儿？”
他也说不出来。“好像，没有什么特点。一个有点儿潦倒的中年男人吧。”他想了想，还真是的，那个人，真的没有什么特点。现在能说出谁有什么特点很困难，科技时代嘛。
她撇了撇嘴，动人地笑了，纯洁地看他。“不自信了？”
“算是吧。”
“这也是平衡吧？”
“什么？”
“书上说的，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有的人这方面强，有的人那方面强，古奇波迪原理。”
他不想接她的话。她是那种知道自己漂亮但不知道自己浅薄的女孩子，他不可能和她讨论经济制衡论方面的话题。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知道节省精力，所以，他不会揭穿她，比如问她，你漂亮的脸蛋儿后面，还有挺拔的小胸脯后面，有些什么货色？他不傻，不会在这个时代还去寻找共鸣。
“你救过人没有？”她叫过侍应生，续了一杯薄荷水，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了，扬起迷人的脸蛋儿问他，“在水里，或者是火里？”
“年轻时候很想那样做。好像一直没有机会。”他抬腕，再看了看劳力士的指针。6点32分，时间过了。落地窗外，无数的车从钢化玻璃外默片一般滑过。一个白裙长发的音乐学院女学生开始轻轻地弹响了钢琴。
“想救谁？”
“当然是美丽的女人，最好是白裙长发的少女。”他坦白道。
哧哧地笑，她眼里有了一丝生动活泼的潮湿。“救了以后呢？再怎么样？会不会和她上床？”
“也就是争强好胜罢了，没有想那么多。”他坦白说，“不过，要是少女愿意，瞒着父母，也只能以身相许了。”
“那，你救我一次。”
“在这里？”
“现在。”
“不行的。”
“我要一大杯柠檬水。”
“干什么，你已经喝第二杯了，一会儿该往洗手间跑了。”
“我端着柠檬水，朝门口走去，连杯子泼在那个大个子保安脸上。”她狡黠地看着他，“这样你就有机会了。”
“没有看出有什么好玩的。”
“我衣裳单薄，保安一撕就破。你遮掩我，他把你推开，带我走。你不让，他叫很多保安来。他们很有经验，围着你拳打脚踢。你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在地上打滚，满脸是血，还呕吐。也许肋骨被踢断两根吧。挺好玩的嘛。”
“我不年轻了，就算世界小姐的衣裳撕破了，也不插手。也许可以试着拨110报警。你再考虑考虑，重新找一个帮手。”
“你们这种老男人，没劲儿。”她不理他了，蛇一样转了身子，脸朝另一个方向，一会儿站起来，撇下他，向弹钢琴的女学生走去。两个人低声嘀咕了两句，白裙长发的女学生停下，离开钢琴，站到一边。她坐到琴凳上，开始弹奏。自言自语的爵士改了活泼灵动的乡村，是《瓦多集市的雨季》。她这种女孩子，根本没有障碍，过江隧道没贯通，她等不及了，也能拎着鞋子蹚过隧道口的积水，从那里穿过去。
他第三次抬腕看了看劳力士，已经6点47分，约定时间过一刻钟了。他倒不是生气。毕竟是恩人嘛。儿子长到14岁，那是多少个一刻钟？对方有资格让人这样等。
话又说回来，年轻的时候，他真的想过做英雄，而且想得很厉害。有一次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吹牛，人小，天花乱坠，他大着胆子痛恨了一回母亲，嫌母亲没有把自己生在战争年代，要是这样，母亲当初起码可以考虑嫁一个非洲人或者中东人什么的，然后他们生下他，那就不同了。
“你儿子的车太漂亮，纯黄色呢，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种颜色的跑车，撞坏了挺可惜的。”
他不太相信对方的话。他也是面对过危机的，知道事情有个轻重缓急。比如，他宁愿损失两百万，也不会得罪一个年龄不到55岁并且没有冠心病的职能部门官员。13000块人民币的三枪跑车，品质就算不错，怎么也不能和大活人画等号，不管那个人是不是生活潦倒嘴唇上长了火泡的中年男人。
“就是下意识啦，真的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想。再往下问我就得编话说了。”
这么说，他的念头倒是复杂了，要判断公务奥迪会不会一定撞上三枪，要分辨三枪上的少年是不是自己的正版儿子，纯粹理性主义。古茨塔夫?豪克在他的《绝望与信心》中说，人需要幸福，不仅需要思维和情感的无拘无束，而且也需要秩序和安全感。要不然，就是他和古茨塔夫都错了？这也没准儿。
她弹完《瓦多集市的雨季》，把琴凳还给白裙长发的女学生，两个人窃窃地笑了两声，像一对走失了刚找回来的亲姊妹。她琴弹得很不错，有人零零落落地给她鼓掌。他朝那边看了一眼，是两个身体已经开始发福的男人。也许是官员，但也不一定。现在的商人个个像官员，官员反而把自己弄成商人的样子。世界完全乱了套，孔夫子和王安石要活回来，肯定会晕头转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她习惯性地撇了撇嘴，回到他身边，在软背靠椅上坐下，从他手里夺过农夫山泉，喝了好几口，把水杯塞回到他手里。她情绪好多了，脸蛋上红扑扑的，下巴上挂着水珠。她的孩子气让他莞尔。
“我已经没有幻想了，手指都僵硬了。我再不是一只鸟儿了。”她宽容地批评自己，用小手扇着凉风说。
“是吗？那又怎么样？”
她沉吟了片刻，很可爱地笑了，好像找到了答案。“是的，真的没有什么。”她朝钢琴那边看去，顽皮地冲弹琴的女孩子飞了一个媚眼。“我告诉她我是你女儿，她信了。她说你父亲很有风度。”
“这一点儿也不好笑。”
“可是真实。”她撅了小嘴吹开落到额前的一绺散发，和他犟嘴，“每一个中年男人都想和自己的女儿睡，所以他们才找年轻的女孩子。”
“这么说，倒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不是梦想，是事实。”
“好吧，就算是吧。”他今天不想和她斗嘴。也许改天。今天他是一个感恩者。
“那么。”
“什么？”
“他怎么还不来？我已经饿了。”
“我说过，你不该来的。”
“我现在走也可以。其实我已经没有兴趣了。”
“要我替你叫一大杯柠檬水吗？”他想，她还是个孩子。
她懒懒地靠在软背圈椅中，伸出一根手指，百无聊赖地缠绕散落下来的那绺头发。街对面的武汉图书馆灯亮了。有几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一跳一跳地上了台阶，消失在图书馆的大门里。
“嗨，快看。”
“什么？”
“蟑螂。”
武汉最好的酒店里，一只蟑螂旁若无人地从新疆和田纯羊毛地毯上爬过。侍应生有些慌张地朝那边奔过去。
“我对你一点儿也不了解。”她有些闷闷不乐，“我甚至不知道你的真实年龄。”
“这不困难。可是有必要吗？”
“那倒是。”她同意，想了想又说，“可我还是希望奇迹出现。”
“你不是说生孩子的事情吧？不行。我说过了，我不想再要孩子。”
“不是财产分割的事吧？”
“40岁的男人，精子衰老了，生下的孩子总不好吧？”
“说不定明天又会有一辆车撞上来。不是每一次车祸都有勇敢的人从人行道上冲下马路来救人。”她有些恶毒，故意挑衅地看着他。
“不是有福利院吗。我可以去抱一个。” 他不上她的圈套，坚定地说。
“那是。”她嘻嘻地笑。
“用不了十年，你脸上会有皱纹。”他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打击她。
“干吗十年？也许出门我就撞上车什么的。”她看着没心没肺，说起话来却像个教哲学的老师，“只有在25岁之前死掉，你才可能永远年轻。可惜，你没有机会了。你不会因为这个才妒忌我吧？”
他有些沮丧。她说中了他。这种女孩子，精得很。但他仍然不生气。你不能生一条金鱼的气，就是这么回事儿。
“不过，这样也好，大家都快乐。”她自己宽慰自己说。
他有些感伤。她太年轻了，简直就是一个漂亮的孩子。要是她骑在那辆极品三枪跑车上，弓着背，小腰随着踏板的上下扭过来扭过去，龙头歪歪扭扭地撒着野，随时都可能蹿到马路牙子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倒在血泊里，大概也是快乐的。
不过那个姗姗来迟的赴宴人，就另当别论了。六点过五十六分了，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26分钟。这一回，他对腕上的劳力士有了不满。武汉只有一家香格里拉酒店，不至于找不到吧。问任何人，都会得到指点。在公用电话亭花4毛钱拨一次114，也什么都清楚了。遵守时间，是一个文明公民起码的教养，这么看来，对方一秒不差恰到好处地跨下人行道，在公务奥迪撞上极品三枪之前救出茫然不知的少年，不过是脑子一热罢了，算不上理性。
或者为了一次五星级酒店的豪宴，要去“新世界”买一套行头，比如白衬衣、燕尾服、黑蝴蝶结什么的？想一想又不对，那得花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中年男人，这样的投资根本谈不上产出，不值。他的手机包里装了一份精美的聘书，是从公司出来之前，要行政秘书写好的。一个勇敢的人，怎么都有资格得到一份高薪报酬的工作，比如某家下属公司的保安队副队长什么的。但是现在，他不打算拿出这份聘书来了。同样的理由，一个不遵守时间的人，说到哪里都不配得到工作机会，这么说，还是让他继续找他的工作吧。
“怎么还不来呀？”她有些不耐烦了，柔软的腰肢在靠背椅中扭来扭去，像一段烤软了的蜡烛。
他取过矿泉水，打湿嘴唇。他猜测对方为什么晚来。他有些拿不准了，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在什么地方弄错了。感激是可以的，摆谱就不对了。也许对方这个时候正忙着给那些穷亲戚们一个个打电话，邀请一大帮来做食客，集体开一次洋荤？这个倒可以理解，怎么说也是武汉最好的酒店嘛。
或者不是这样呢，不是请一大帮亲戚老表，只是请要找工作而且中意了的那家单位老板，计划好了18000元一桌的鲍鱼宴，还有穿杰尼亚西装的成功人士用长城国际卡刷单，这样可以显示高贵的身份和高尚的交际。但是又不像。他给的酬金，对方拒绝了，可以同样地消费三次吧，何必绕一个大弯子呢。
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妙，看来是自己幼稚了，应该带着律师一块儿来，好有个交涉的人。这么一想，他恍然大悟，对方的客气和羞涩全都是假的，哪里是到处在找工作，是要讹他，完全是到处找猎物嘛。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有无数种选择。我是说吃饭。你不知道你究竟想吃什么，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味道好，真是太难选择了。”对方有点儿兴奋，用力握他的手，很热情地摇晃了几下，看得出来是在努力压抑自己。
可是顺着白玉石润滑的台阶往二楼中餐厅走的时候，对方有些晕头了，有些不大敢迈步子。而且，他在尽量压抑自己的失控。“其实你是个雏子，什么都想吃。那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呀。”
她鄙视地朝那个人看了一眼，像看一截掉在地上肮脏了的武汉名吃辣鸭脖子。先前她的兴趣，这时全都没有了。她开始后悔不该缠着让他带自己来，看什么英雄。她落在他们后面两步，没精打采的样子。
对方打扮了一番，洗过头，油倒是没焗，也没用摩丝什么的，头发直直的，有一股廉价洗发露的味道。皮鞋也擦过了，不像第一次他见到他的时候，脏兮兮的满是灰尘。
是一个人来的，没有一大帮亲戚老表，也没有单位领导模样的专业吃客。对方其实来了一阵了，在大门口徘徊，想问又不好意思问。侍应生上前询问，带了羞涩的他进大厅，这样他们才会合了。
但是还是来晚了。整整晚了半小时。当然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抱歉，说堵车堵得厉害，解放公园路堵，三阳路口又堵，正是私家车出门的时候，简直是私家车大游行，没办法。
他倒是没说什么，冷冷地看着对方，听对方兴奋地说，心里判断怎么对付对方的讹诈，要不要借去洗手间的机会，给律师一个电话。说穿了，他想，不过是脑子一热，还是不讲规则。而且，让人等得失去理智，便于抬价，心理学学得很好嘛。
预先订了小单间，又是熟客，有单薄俏丽的领班做顶极专业服务，人微笑着，进进出出的没有声音。对方拘束地坐下了，手脚没处放，动了动面前浆得硬硬的餐布，很快把手拿开，身子坐直，因为害怕把面前令人头昏眼花的餐具弄乱了。
“点吧。”他不想看对方再表演。事情开始了，总得结束。
“什么？”
“我是说，请你点菜。”
“非得这样吗？”对方瞪着纯洁无瑕的眼睛看他，是不习惯坐主宾位的样子。
装得挺像嘛。他想。“不用客气，请随便，喜欢什么点什么。”又想，要是对方提出一个天文数字，就白捡回一个儿子来说，还是合算的，没有什么大不了，也许可以答应对方。“不行的话，先看看酒水牌，这里的开胃酒不错。”又想，必须一次性结算清楚，这是一个底线，否则没完没了，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
“你点清汤血燕，三头网鲍，梅花参，花脊澳洲虾。”本来没精打采的，她又来了兴趣，怂恿他。“白邑不要点，中式菜，还是‘酒鬼’好。”她发现他是一个新的玩具。和英雄一样。英雄是最大的玩具，可惜现在没有市场了。现在时尚智力玩具。玩具可以是智力的，玩玩具的人也可以是智力的。“你试试生闷松茸和法式蜗牛，在武汉，属这家厨子最拿手。”
“可是，”对方越发拘束，看了她涂得血黑的嘴唇一眼，立刻把目光移开，“为什么是蜗牛？”
“什么？”
“什么什么？”
“我是说……”
“好了。”他把她拦住了，左手两指叉住红酒高脚杯的腰，稳稳地推出两寸，身子往前略略倾了倾，看着对方。“吃饭前我们不妨把事情说清楚，你的意思呢？”
“什么事情？”对方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
“哦。”他宽容地笑了。对方进门之后他第一次笑，文质彬彬的，她在一旁看着都感动。“事情是我错了。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他伸出一根手指，指肚向外，风度极了地叩了叩，示意酒保离开。“好吧，开个价吧。”
“开，开什么？”对方装得更厉害了。他找什么工作，天生就是好演员，双面人那一类。那些导演们可是错过机会，糟蹋了。
“你要多少？”也许直截了当更好。事情已经超过感恩的界限了，不是放低姿态能够解决的。再说，她饿了，他也饿了，实在没必要揉下去。“说个数，要是现款不够，我还有一套房子闲在那儿，多少也能卖个价。”他处理这种事情，不要律师，游刃有余，这一点他很自信。
“房子？”对方眼睛一亮，嘴里啧啧着，向四周看了看，好像在看那套闲着的房子，楼层和房型怎么样，朝向和采光怎么样。“在哪儿？”
“你的意思是，不一定现款，房子也行？”
“我老婆厂里集资了，我对她说，这回怎么也不让，打破头也弄一套大点儿的。起码两居半吧。”对方有点儿兴奋，也学着他的样子，身子往前倾了倾，和他的脸贴得很近。“我卖血还不行吗？我一腔子血没处用呢。”
“明白了。”他冷冷地点头。
“明白什么？”对方不解地问。
“还是现款。也行。”
对方笑了，两排雪白的大牙一览无余，放肆极了。“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房子。”
“协议公证之前，这只是一个意向。再说，我们还没有谈定数字。”他在平静送出的甜羹中夹着一柄特制不锈钢勺，“也许它是你的，也许不是，都有可能。”小心，坐在这里的是专业杀手，不是什么都能吞下的。
“我没说要你的房子。我有房子。我是说，我很快就会有了。今年打地基，明年住新房。我要你的干吗？”
“那么，钱呢？”
“我不是不要吗，说过了的。哪有这样的事儿，钱又不是什么坏东西，还得非当包袱丢给人不可？”
他纳闷了。怎么是他弄错了。又弄错了一次。他老是错。可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他不明白。是真不明白。
“你们，还有完没有完呀？”她对钱呀房子呀不感兴趣，叫过领班，白了眼对廉价的洗发露香味说：“点菜吧，要不要燕窝的，只要能填饱肚子，不管什么都行。人都饿死了。”
“真是对不起，堵车堵得厉害，没办法。”对方抱歉。“那么，我就点了？”
“点吧。”
对方脸红了，不好意思地看餐布，变得有些口吃：“‘统一’。外带一瓶冰啤。”
“嗯？”他、她、领班，三个人都没听清。
“要是可以，再加一个‘来一桶’怎么样？要特辣那一种。”对方咽了一口唾液，完全是忍不住的样子。
“你是说？”领班小心翼翼地问。
“方便面呗。这个你也不懂？”对方好脾气地笑领班。现在他胆子大了，不拘束了。
他和她愣在那里。领班见多识广，到底没有经验，僵硬着脸上的笑容，看看三个人，拿不定主意地问：“除了这个，别的呢，什么也不要？”
“非得要点儿什么吗？”对方瞪大眼睛，有些紧张地问领班。
“那倒不是。可是。”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他在一旁想。不要钱，只是一盒“统一”，要是可以，再加一盒“来一桶”，还真没有什么。他想他明白了。那么，他和她，他们是不是也来一桶呢？再加一瓶冰啤？
“不好意思。”领班把他叫到一边，看了一眼那个心满意足坐在那里往桌面敲着手指头的奇怪客人，小声说，“准备失误，我们尽快安排人到外面买。恐怕得麻烦您和客人等上一段时间。您多担待。”
一
有好一阵，他惊诧地张着嘴，站在“魏红窈窕姚黄肥”的芳菲之中，在透过窗棂洒进屋内的月光中，环顾那些深匿在暗处的花草植物，人有些迷惑，有些走错了地方的感觉。
一栋上世纪初建成的老房子，石基木檀，白墙黑瓦，坐落在偏僻的小巷里。房子不当街，老得开始剥落了，两间屋子，一出一进，屋子里没有任何家具摆设，全拉空了，几只楠木花架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植物。他怀疑他站着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花店。作为花店，它离着正街远了点儿，而且，没有任何一间店铺都会有的柜台。但是，上世纪初的老房子，要说是有资格的，怎么就能做成百纳千变的锦官城呢？拉空了的两间屋子，约莫六十来平方米吧，楠木花架上层层叠叠，全是姹紫嫣红的花草植物。他站在那些花草植物当中，几乎被它们覆盖了。
他当然是走错了。房子不是他的，也不是他任何亲戚朋友的。他甚至不是一个理由充分的来访者，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这老房子的主人。他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民工，从鄂西秭归的乡下来，一天三十五块工钱，在汉口的建筑工地上打小工。他太年轻了，年轻得还有些稚嫩，精力无限，闲不住，总找着机会亲近这个世界。吃过晚饭，别人抽烟歇息，他不歇，去正在封顶的高楼顶处，固定有些松了的脚手架。他就像家乡香溪河边长臂结实的山猴，好奇得很，敏捷得很，还有那么点儿顽皮，在脚手架上荡来荡去，看什么地方需要他，他就往什么地方去，怎么就不小心，把一只浆灰桶，带掉下了脚手架。
他吓坏了，站在高楼的顶处，因为离月光近了些，肌骨结实的胸臂上，汗珠儿一颗颗，全是星星似闪烁着的银辉。他听着那只浆灰桶，在安全网上弹了一下，声音消失掉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回应。他小心翼翼地，探了脑袋出去，从高处往下看。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什么也没看见，无论是那只浆灰桶，还是倒在血泊中的受害者。他咽了一口唾液，捏紧了拳头，夹紧了胳膊，像一只收束起翅膀的鹰，一溜烟从高楼的顶处，扎到了底楼。
还好，那只制造了一次恐惧事件的浆灰桶，没有伤着任何人，也没有损坏任何东西，静静地躺在一栋民房门口的下水道边。他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抹去额上的汗水，捡起了那只浆灰桶。
有人吗？他对着虚掩着的门问。
屋里没有人回答。
他把声音提高了些，再问，有人吗？
屋里静静的，还是没有人回答。
他有些拿不准，有些抱歉，觉得自己的侵扰，真是没有道理的，他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偏要找到这家住户的主人，告诉他（她），他把一只危险的浆灰桶，掉在他（她）家的门前了，它砸洼了一块泥土，他会负责把泥土复原，并且请他（她）原谅他的过失。
这样，他就固执了。
他走上台阶，敲门。门无声地开了，因为根本没有上锁，是虚掩着的。他有些迟疑，把门推开了一些。他先被一股浓郁的花香味儿熏得愣了一下，然后糊里糊涂地，走了进去。
现在他站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那些花草植物全都安静着，没有谁和他打招呼。稀薄的路灯洒进屋里，借着昏黄的光线，可以看清悬浮在空中的尘粒，它们静止不动，像是生长在那里一百年了。他能听见植物轻微的呼吸声，他觉得不可思议得很。也许就因为有了这样的呼吸，那些尘粒才被托举到空中了，他想。
主人不在，他没有机会说明他的来意，并且为那只自天而降的浆灰桶的事情道歉。反而的，他被那一屋子花草植物散发出的浓烈芳香，还有它们的呼吸声，弄得糊涂和迷惑了。不过，人已经静下来了，因为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受惊，这比什么都好。他这么一肯定，心里就放下一块石头，轻松了。他想他应该尽快离开这里，但是那些悬浮在空气中的尘粒在挽留他，让他不能立刻走开。他开始打量屋里的那些花草植物。
他先是透过洒进屋内的月光，看见了火焰红的福禄考，再看见了花朵儿鲜红的悬铃花，然后是洋红色的令箭荷花，以及金黄色的滇百合和银白色的高山积雪，它们静静地，在那儿热烈地兀自开放着，开成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世界。
他突然有些感动，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嗅到了家乡千百年不变的泥土味道。他环顾四周，屋里的那些热烈的生命，大概因为是头一回见面，还陌生着，也就缄默着，不曾与他招呼。靠着窗户的角落里，倒是有一张老漆脱落的官木椅，高高的椅背上斜靠着一只绣了古禽图案的软垫，是可以坐下来安静地观赏的。他知道自己的裤子上满是汗渍和灰浆，会脏了那椅子和软垫，这样，他就在地上坐了下来，两只结实的胳膊，有力地环住了两条腿，坐好了。
他看着那些让他亲切的植物们。
二
她站在魏红窈窕姚黄肥的群芳之间，怎么都觉得，自己就是芳菲中的一枝，是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弄错了，让她从一枝红湿浸淫的花，或者一丛藏风匿露的草，成了缓慢成熟和苦恼绽放的人。
如果真是那样，她命定中的生命应该是谁呢？是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的山茱萸，还是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的梅花？她略略带着一丝忧郁的目光，穿过清晨尚且干净的阳光，落在花案间一盆郁郁葱葱的植物上。
那是一株纸白水仙，一碟浅浅的清水中，鳞茎雪白，花萼粉绿，花冠鹅黄，花片洁白，是她喜欢的。康熙怎么说它？翠帔缃冠白玉珈，清姿终不汙泥沙；骚人空自吟芳芷，未识凌波第一花；冰雪为肌玉炼颜，亭亭玉立藐姑山；群花只在轩窗外，那得移来几案间。
她不太拿得准，自己的最爱，是不是水仙，或者唯一的是。她把目光移到一旁，落在一株蜡梅上。那是一株素心蜡梅，养了好几年，老枝浑圆，叶片儿皮实，花朵小而抢眼，不是罄口蜡梅的浓红和小花蜡梅的条纹紫，而是让人眼睛一亮的纯黄色。她喜欢这样特立独行的素心蜡梅，和这样特立独行的纯黄色。她记起了晁补之的咏梅诗：诗报蜡梅开最先，小奁分寄雪中妍。水村映竹家家有，天汉桥边绝可怜。
由晁补之，她的思路荡漾开，想到了苏东坡。苏东坡是喜欢海棠的，他说过，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的那份痴情，是说给海棠的。她的目光由此热烈了一些，四下里环顾着，落在一株叶片儿丰腴的海棠上。那簇海棠花，梗茎儿细细，顶冠蓬勃，叶片高低错落，生动活泼，花儿开得红艳艳的，是一株重瓣垂丝海棠，果然幽姿淑态，红艳绮霞，当得上国艳品色。她的脸上，因此有了一丝欢喜的神色。
白居易呢？他好像更喜欢紫薇。她这么想着，目光恋恋不舍地，从海棠上移开，在屋子里四下搜视。她看见它们了，那些白紫堇红相间的紫薇。她细而长的弯月眉轻轻地跳动了一下，脚下不由得迈出，朝它们走了过去。她走近它们，抬起胳膊，伸出一只手，无声地挪近其中一株，再分出纤长的一根手指，搔弄婴儿脸蛋似的，在古朴光洁的树干上，触动了一下。紫薇茂密的枝梢，怕痒地颤动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静止下来，让人怀疑，是不是有风偷偷进了屋子里来，有一种“风轻徐弄影”的情趣。
她想到了自己的形单影只，无人顾念，心里浮起一丝惆怅，不由得有些发愣。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从黄昏谁做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她想，还是白居易懂得自己，也懂得她，否则不会在黄昏之中，遣了花来伴人了。
她这么想过，心里隐隐的，有些作疼，不忍再看那紫薇，把目光转向一边，目光落在一丛夜百合上。她有些埋怨自己，怎么没有第一眼就看到它。那丛夜百合，才是她该注目的。它真是美极了，碧白色的花朵，先就纯洁了，再由一圈儿红晕暗中托举着，花丝是热烈的紫红，蕊群偏偏又透出一抹淡淡的浅绿，真是俏皮到了家。难怪白居易说，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她想到最后那一句，想到晨钟暮鼓中，一个悔得肠子都青了的光头和尚，瞒过了师父，在厚厚的山门里，五心不定地探了脑袋出来，向浅草点点的小路尽头看去。她想到和尚的那个急迫样子，不禁扑哧一声，一个人在那里乐了。
笑过之后，她觉得自己有些轻薄，不禁脸蛋儿红了，飞快地朝门口看了看。那里没有风的影子，也没有人的影子，甚至这个时候，市井之声都嫌早了点儿，还是早晨七八点钟，不会那么快地，就有渐近渐浓的热闹，涌进汉口老城区的这条僻静小巷。
她这样判断，知道没有人会走进来，看到她轻薄的笑，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这栋一进一出的老房子，年代久远了，其实是不经营什么的，花或草或藤或树，进了老房子，蓬蓬勃勃地开，寂寂寞寞地死，根本无人知晓，甚至没有人看见过它们的尸体，所以没有人为了买花，或者推销鲜花快送业务，走进这间花店来。她一个人过日子，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那些植物，她谁也不送，是为自己养的。
她站在“魏红窈窕姚黄肥”的群芳之间，怎么都觉得，自己就是芳菲中的一枝，是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弄错了，让她从一枝红湿浸淫的花，或者一丛藏风匿露的草，成了缓慢成熟和苦恼绽放的人。如果真是那样，她命定中的生命应该是谁呢？玛瑙红的麝色石竹，柠檬黄的朱槿，油绿色的南洋森，淡紫色的天竺葵，暗绿色的玄武，还是明蓝色的圆叶牵牛？
这个问题让她犯了难。她总是犯难。她一直不太清楚自己是谁、怎样地存在着。比如永远也不肯长大的女儿、守着富裕日子默默垂泪的妻子、瞒着丈夫去医院做掉肚子里的孩子的准妈妈？一听见亲戚朋友的笑声就忧郁的女人？她想不清楚，也不大愿意去想，这些问题让她伤感。正因为她想不清楚、不大愿意想和伤感，在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之后，她才断绝了与人的一切来往，为自己建立了这栋寂寞的花屋。
现在，她这个花屋的主人慢慢地脱了质地考究的外套，小心和爱惜地将外套挂进里间的衣钩上，再去水池边，水细如线一点点地借了洗手液小心和爱惜地洗净手，回到花屋里，先泡了一杯新茶，看旋转的茶叶一片片落到杯底，然后她将茶杯移到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开始侍弄她的那些花草植物。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现有人来过她的花屋。
三
他把外套脱下来，小心地折叠起来，放在地上。在此之前，他从外套的衣兜里取出了一叠信纸。他把信纸仔细地铺在楠木花几上，再从衣兜里摸出七毛二分钱一支的韩国产宝珠笔。椅子在那儿，但他不坐，大叉着两只腿，骑马蹲裆似的往楠木花架前站了，开始写他的信。
他趴在一株吉利子和一株矢车菊之间，冒着热气的脑袋像一只灰色仙人球。他选择吉利子，是因为吉利子的花儿是白色的，他放心，花冠儿像一个人的嘴唇，符合他此时的心境，而且，吉利子的浆果鲜红鲜红，看久了，看入了神，就是一颗一颗的心。矢车菊则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无论暖地寒地，什么地方都能生长，而且能开出粉白、热红、洋黄、湖蓝、黑紫色的花朵来，这像他的生命。
他一笔一画，认真地在纸上写道：
爸爸，妈妈：
上次寄给你们的钱，你们收到了吗？这次还像上次一样，寄给你们的钱不多。邮局的大姐有些不高兴，嫌我寄的钱少了。她说，办你一百笔顶不住人家一笔。她说得没错，可我不会老让她这样。老板说了，等工程完工后，剩下的工钱会一起结给我们。那个时候，她就会看到，她给我办一笔，可以顶人家的一百笔。你们放心，武汉这个地方，正在建设中，打工挣钱的机会太多了。我会挣很多的钱，让你们高兴，也让邮局的大姐高兴。
这次寄去的钱，给妈妈买药。妈妈的病要早点儿冶好。你们不要为钱发愁。爸爸的电视机会有的，嫂子的种羊钱也会有的，我向你们保证。
祝你们快乐。
他有些不习惯拿笔。他拿笔的样子有点儿生疏，有点儿用力，就像他从卷扬机上，一次提起两大桶混凝土。他一笔一画地在信纸上写下“祝你们快乐”那几个字，直起身子来，快乐地叹了一口气，活动了一下因为长久伏身有些绷得太紧的筋骨，朝一边看了看。
他看到了一株延龄草。那是一种草本植物。在他家乡鄂西的高山上，到处都能见到这样的植物。它们耐阴，耐寒，根茎粗而短，这一点很像他的父母。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头顶一颗红。它怎么会叫头顶一颗红呢？是不是只要为人父母，就一定得做孩子头顶上的那一轮红日，让云遮住了行，让雨罩住了行，就是不许落下来？
他这么想过了，就有些后悔。他应该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把那株延龄草移到自己的身边。可惜现在给父母的信已经写完了，他只能等到下一次给父母写信时，再把它移到自己身边来了。
他有过了这样的念头，因此受到了启发。现在，他身边的植物已经换了。他把吉利子和矢车菊，小心翼翼地挪到一边，再从另外一只花架上，抱来了一盆麦冬。它也叫沿阶草，或者叫书带草。他做完了这一切，满足地在裤腿上把手揩干净，叉开双腿，骑马蹲裆地在楠木花架前站好了，挨着麦冬，埋下头，开始写第二封信。他写道：
赵老师：你好。
我来武汉，眨眼就快一年了。你的腰还疼吗？走道的时候还犯迷糊吗？学校门口银杏树的枝杈，去年我给锯了，今年又长出来了吗？要是长出来了，你给二蛋说说，要二蛋再锯锯，别让它撞了你的头。一方面，你的头会流血；另一方面，学生们会笑话你。
赵老师，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来武汉打工，照你说的，带来了课本，可是我把课本弄丢了。不是我故意弄丢的。我没有故意。我想读那些课本来着，可是同伴把它们拿走了。他们拿课本揩屁股。我知道我没照顾好课本是错误的。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才难过的。
赵老师你放心，我会改正我的错误。有时间了，我就去新华书店，我一定买齐所有的课本，把书读完。我不会再让别人拿走我的课本了。
他停了下来，叹了一口气，扭头看了看身边的那株书带草。他让它来陪伴他写这封信，是因为它总是生长在林间的树木下，或者溪流边；它看着那些小小的苗芽儿，是怎样一寸一寸地长成大树，看着石间冒出的水珠儿，是怎样一滴一滴地汇集起来，汇成溪流，再汇成大江大海。它的样子很孱弱，根须却非常粗壮。它美丽的花序，总是以一种俯垂的样子，和赵老师弯着腰咳嗽着走过的样子一样。他这么想过赵老师的样子，然后低下头，继续在信纸上写道：
赵老师，那次我抄二蛋的作业，你打了我。我恨你恨得要命。我向二蛋发誓，说我一定要报这个仇。我当时真糊涂呀。赵老师，我现在已经不恨你了。我不光不恨你，还恨自己。我恨自己怎么没有听你的话，好好读书。我现在见了世面，知道读书是很管用的，读书让人聪明，不上别人的当，还能挣很多的钱。我要是早点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成为你的好学生，就不会发誓要报仇了。
赵老师，我给你买了一副老花镜。武汉的老花镜很漂亮。虽然有点儿贵，但是很漂亮，是真正的老花镜。赵老师，你的眼睛不行了，你再进出学校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这副老花镜，这样你就不会再撞着头了。
祝你快乐。
他的脸上有薄薄的一层汗珠。做这种事情比干活累多了。他把写好的信，仔细地折叠起来，装进口袋。这封信，他不打算现在寄出。他现在还没有拿到工钱。每月的伙食费，是吃一顿记一顿，除此之外，老板每月只给开三十块钱，买草纸什么的。他把每个月发下来的三十块钱，都寄回家里了，给母亲买药。他当然没有给赵老师买到那副真正的漂亮的老花镜，也没有钱去买让他变得聪明起来不上别人当的课本。所以，这封给赵老师的信，他准备等一等，等到工程结束后，他拿到了结清的工钱，买到了他给赵老师许愿的真正的漂亮的老花镜，他才会连同老花镜一同寄出去。
四
她不太拿得准，头一天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关好了门。
她仔细地查看了两遍花店，每一盆花草都认真地数过了，每一个角落都认真地看过了，它们一样没有少，全都在那儿，连同满屋馥郁的芳香，和悬浮在空中的尘埃；甚至那些悬浮在空中的尘埃，它们连位置都没有改变，头一天晚上怎么悬浮在那儿的，此刻依然如故。
可是，她能肯定，有人进了屋子；那些花儿草儿，它们被人动过了。
她定下神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一样一样地，再查了一遍那些花草植物。
叶片儿肥厚的龙舌兰，它在那儿；花朵儿紫得发亮的朱顶红，它在那儿；花串儿累累坠下的石斛，它在那儿；质薄如绸的什样锦，它在那儿；蓝得娇嫩可爱的鸢尾，它在那儿；花儿害羞地藏匿在花筒内的彩叶凤梨，它在那儿。它们的芳香馥郁一样没有少，全都在那里。
不该有人进入这栋老房子的。房子有些年代了，是很早以前就与世隔绝的，没有人会关心屋子里的事情，甚至无须遮掩和阻拦的锁。那些花草植物，也与他人无关，开了谢了，荣过枯过，是她自己养给自己的，是她自己的生活，它和这栋房子之外的人没有关系。
问题是，谁来过这里？
她有些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那里，差点儿喘不上气来了。
五
和头两次不同，这一次，他没有那么急着走到空出一档来的楠木花架边，而是从容不迫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花了一会儿工夫，打量那些花草植物。
他来过两次，和那些花草植物已经熟悉了，彼此不再陌生。因为熟悉了，不陌生，他和它们之间就不光有馥郁的沟通，更多的，他开始把它们当成他新鲜的朋友，并以这样的目光来看它们。
他看见羽裂似美人玉臂的虞美人边，傍了一株清淡的冷水蕨；半红半绿挂着黑色果实的猩猩草里，冒出一茎细细的红蓼；蓝白黄相间的三色堇叶片间，居然有一棵紫色的麦仙翁探了脑袋出来。他有些犯糊涂，不能肯定，这样的搭配是不是合理。但他知道，这不是山野间的虞美人和冷水蕨、猩猩草和红蓼、三色堇和麦仙翁，不是他成长于家乡土地的花草经验。他觉得这是一种暗示，一种拒绝。他在想，这栋老房子的主人，也许不是那种愿意和他人交往的人。
但是这真的不关他的事。他不是这栋老房子的主人，不是这些花草植物的主人，他连谁是主人都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从卷扬机上往下推混凝土车的民工，一个什么都不拥有、老是在信中向亲人许愿的来自山里的年轻人。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要管那些花草植物的搭配，它们合理不合理呢？
他这么想过了，就释然了，停下在屋子里的踱步，走到楠木花架空出来的那个地方，铺好了信纸，拿出了七毛二分钱的韩国产宝珠笔，叉开两腿，舔了舔嘴唇，把结实的身子埋下去，一笔一画，开始写他的信。他写道：
妹妹：
工地上的活很忙，我们要等一天的混凝土全部用光了，一点儿都不剩了，老板才让收工，这种时候商场已经关门了。但是你不要怪哥哥，也不要因为这个就不好好学习。我已经打听过，你要的随身听，武汉多得是，比香溪河里的石头还多。你不用担心它们没有了。你也不用担心它们被水冲走了。哥哥向你保证，只要你好好学习，孝敬父母，不要老想着到武汉来打工，你要什么，哥哥都会给你买。
他抬起头来，不小心碰到了一株植物。那株植物真的已经和他稔熟了，见他从信纸上抬了头，便和他打招呼，轻轻地漾了漾倒卵形叶片。它是一株缠绵的娃儿藤，全身披着锈色的柔毛，尖尖的叶片儿像一颗处子心，淡绿色的小花似害羞的孩子，怯怯地藏在叶片后面。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别名，叫三十六荡。
也许是这株静静的三十六荡触动了他，让他心里暖暖的，他重新低下头，有点儿用力的，继续一笔一画地写他的信：
二蛋去南方打工，路过武汉，我让他和我在一张床上睡，还请他吃了牛肉面。二蛋的酒量差极了，他吃了三碗牛肉面，只不过喝了半瓶啤酒，就满嘴说胡话。二蛋说，你不让他亲你的嘴儿，把他踢进香溪河里了，让他冻得直打喷嚏。二蛋说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差点儿就想不开了。
妹妹，你不让二蛋亲你的嘴儿，这是对的。二蛋这个人鬼得很，总想占人便宜，特别是占漂亮女孩子的便宜。关键是女孩子总是不觉悟，她们喜欢二蛋，老是创造条件让二蛋占便宜。你不要向那些女孩子学习。你要坚持住，把好关，不能让二蛋占便宜。但是，你不该打击二蛋的自尊心。你打击二蛋，而且是沉重的打击，这就不对了，就有些伤二蛋心了。二蛋自以为是，爱惹是生非，但是他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二蛋说了，他去南方打工，他要挣很多很多的钱，他这样做，就是要向你报仇。当然，他那样说，不是要把你踢进香溪河里去，让你冻得直打喷嚏，他是挣了钱回秭归娶你。我觉得二蛋这样做很有志气。我喜欢这样的二蛋。再说，你迟早是要被二蛋娶的，也许等你满了十八岁，也许再晚一点儿，等你二十岁。但是不管你满多少岁，都不能养成让爱你的人打喷嚏这样不好的习惯，切记。
他写完了这封信，因为信中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他对自己很满意，因此叹息一声，把它们小心地折叠好，收好。他抬头看了看娃儿藤旁边的那株植物。它有土黄色的花朵，花儿激灵着，潜伏在每节对称叶的上面，每节花的数量相同，都是三朵，那个样子，像是一组组等待着哨音响过，然后一跃而下的伞兵。他认识它，它叫大纽子花，喜欢生长在潮湿背阳的坡地上，逢了雨后，没命地疯长，其实不是伞兵，倒是攀援兵。
他这么看过了大纽子花，又转了头，看大纽子花旁边的几株植物。很快地，他也认出它们来了。在大纽子花左边，是一株飞凤，叶儿长长的，椭圆地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花儿小而密，黄白色，像一群听了外出打探春风的同伴带回来信息，一古脑儿抢飞出蜂巢的蜜蜂，所以它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蜂出巢。
他咧开嘴笑了。他想，多好的花儿呀。他还想，多好的花名儿呀。
六
她仍然是小心和爱惜着，手头却有些快了，拨开门上的插销，推开大门，走进屋子。
一进屋子，她立刻闻到了那个陌生人的味道。她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有些窒息，一双有些苍白而且削瘦的手，轻轻地颤抖起来。
屋子里什么都没有丢，那些植物们，无论是花是草，它们全在那儿，一样不少，没有受到侵犯，甚至那个私下里的闯入者，还为它们洒过了清水，它们叶片儿上的水珠，在清晨尚干净的晨曦中，静静地闪着光。
这样，她的判断便得到了证实。现在可以肯定，有人来过这个地方，而且留下了他（她）来过的痕迹。
这尤其让她生气。她真的是生气了，就像闯入者在看不见的时候，突然地出现在她面前，用花洒里的清水淋湿了她，让她有一种受到侵犯的受辱感。
阳光洒进老屋。是最初的阳光，真的尚干净着。老屋没有被破坏，屋子里的花草植物也不曾丢失，但她的心景，实在是糟透了。
七
现在，他开始写最后一封信了。
他在写这封信之前，做了一些工作。他把一株早已经看好了的植物，小心翼翼地搬到了楠木花架空出来的地方，在他的信纸边摆放好。他总是这样，要把自己的看重，而且是看重中的希望，放在最后。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和所有老板发放工钱一样，要在欣喜中给他人和自己留下悬念。
屋外的路灯今天大概坏了，不亮。不过这没有关系，有月亮。月光如辉，洒进这栋静静的老屋，被一屋子的花草植物割裂了，再落到信纸上时，已经碎裂成轻纱一样的星星点点。这样更好，反而像了家乡高山坝子的月光，无论阴晴圆缺，是时时处处在身边的，可以依赖。他在这样的月光中，无须多想，笔落在纸上，慢慢的一笔，再慢慢的一笔，写下两个字：
蔓儿：
他停了下来，看那两个字，脸上很快地，绽放出花儿一样的温柔。然后他继续写道：
我真是想你啊，想你想得要叫出声儿来了。
有一天我去电视塔了。我坐着电梯，上了电视塔的顶层。他们告诉我，那是武汉的最高处，可以看见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蔓儿，我没有看见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在骗我，站在电视塔上根本看不见所有很远的地方，或者只有在出大太阳的时候才能看见。
蔓儿，我怎么就没有看见你呀？
我知道你在惦记我。我能从梦里知道。我就是知道。但是蔓儿你不要怨我。我出来快一年了，没有给你寄钱，也没有给你寄东西，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对，辜负了你。我不是有意的。要是我妈不犯病，我会先想到你，给你买两件漂亮衣裳。我会把爸爸的电视机、嫂子的种羊、妹妹的随身听、还有赵老师的老花镜，全都放在后面来解决。反正我有的是力气，能挣钱。要不我下个月就去给你买。
他停了下来。他有些为难。他想也许他不应该答应这个。他现在兜里空空，根本无法给她买漂亮衣服。因为这个，他有些难过。
守着他的，是一株吉祥草。这是他最熟悉的一种植物。它喜欢温暖和湿润，他当然会给她这个；它害怕烈日，他怎么会让烈日晒着她？它对土质的要求不严，而且可以在露天越冬，这是他高兴的，他需要她和他一起，来创造他们艰难的生活。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他对它的喜欢，是它的叶片是深绿色的，花朵儿有芳香，浆果熟透了呈现出鲜红色，经久不落。他喜欢她是这样的，有着深绿的爱情，芳香，熟透后的鲜红，而且经久不落。
他这么一想，很快又释然了，有了主张，自己给自己加了油，于是重新伏下身子，饱含感情地在信纸上写道：
蔓儿，我知道你是绿色的，你会开出很美丽的花朵儿来，还会结出更美丽的果子。我是多么地高兴啊！我总是能闻到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而且，我不会怀疑你的经久不落。
蔓儿，我要对你说老实话，我现在不能给你买漂亮衣服。我是说现在。以后不同。以后我会挣很多的钱，给你买很多的漂亮衣服，让村子里的女孩子们全都羡慕你。以后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以后的日子是属于我们的。我就是这么决定的。
……
警察扑进花店的时候，他还在为自己的“决定”斟字酌句，想一些厉害一点儿的话，没来得及把最后那封信写完。有一滴墨水掉在信纸上了，弄脏了几个字。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有些迟钝，还有些生气，在一个警察上来抢那几张被视为作案证据的信纸时，他粗鲁地把那个警察推倒在地上，在另外一个警察上来帮忙时，他把对方打倒了。
更多的警察冲进屋里，脚步纷沓，这使这栋有些年代了的老房子不堪重负。一个警察用电警棍击倒了年轻民工，然后和伙伴一同，扭住了他的手臂。他们很专业，身手敏捷，很快地就把两间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他的手臂被扭得咯吱咯吱响，并且立刻就被摔倒在地上。他的脸紧贴着地面，被挤得变了形，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来。他担心地看着那些花瓣儿纷落的植物们，气喘吁吁，不再反抗，只是斜过眼睛来，仇恨地盯着警察，任由警察锃亮的皮鞋，紧紧踩住他的脑袋。
她站在一边，惊恐地看这一切。她看那个被警察摁倒在地的年轻民工，还有被纷乱的人群撞得东倒西歪的花草，气怎么都提不上来。她觉得他就像一头野蛮的动物，不讲道理地闯进她的私人领地，还出手伤人。她看他的那张脸。他简直丑陋极了。这增加了她对他的怨恨。她会因此而做好几天噩梦。
很快的，那个年轻的民工被带走了。一个领头的警察过来，要她在一份报告上签字，并且告诉她，他们可能会随时找到她，请她配合案件的调查和侦破工作，而她也有权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和损失的物品情况，通报给他们。然后那个警察礼貌地向她敬了一个礼，转身走了。
现在，老屋空了。无论是私自闯入者，还是受邀闯入者，都从这里消失掉了。老屋恢复了原来的安静，甚至原先在空中悬浮着的尘埃，它们也很快地回到了原处，保持好静止不动的姿势。她放心了，小心和爱惜地，扶起方才被人踢翻了的官背椅，然后，她看了看她的那些植物们。
它们静静的，都没有说什么。
她在心里伤感地想，不，别动我的花。
八
第二天，晚报社会新闻版介绍了发生在汉口老城区一条僻静小巷里的未遂入室伤害案。“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警惕犯罪案件的增多，”编辑在编者按中慎重地指出，“是老城区改造中一项当务之急的安全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