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调查组到东川县的第三天下午，就在东川县委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情况通报会。除了省直部门的领导外，京汉市只有苗不居和高风浩参加了通报会。
调查组初步认定，从磁河大桥的建设上看，砂与水泥、钢筋的比例基本上是合适的，也就是说不存在质量问题，只是由于水流冲力大于该桥承受能力的七十倍，才导致桥体垮塌。
调查组还特别强调，这只是根据技术上的调查得出的初步结论，急于发布这一消息的目的是想澄清社会上的一些谣言。由于综合调查还没结束，最后定性还要等一段时间。
调查组给京汉市委、市政府提了个建议，就是要下大力气抓好东川县的稳定问题，化解死亡人员家属对政府的抵触情绪，力争不发生一起越级上访。
在上次市级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上，高风浩对苗不居种下了戒心。国务院调查组的到来，高风浩觉得好像是苗不居把他们搬来要整治自己的，个人情绪与日俱增。这几天，他连一个电话也没给苗不居打过。苗不居当然清楚高风浩的病症在哪儿。调查组的初步结论给了高风浩破茧而出的机会。一走出会议室，苗不居叫住了高风浩，说：“咱俩返回市区吧，今天晚上就召开会议，研究一下东川县的稳定问题。所有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及交通、水利、城建、安监、民政等部门和东川县党政一把手参加会议。我让常委办安排这个会议。你现在就考虑一下死亡人员的赔偿方案，如果能在会上通过就在会上通过，通过后就赶快执行，这是确保死亡人员家属不发生上访的关键中的关键。”
苗不居的提议如一轮红日，高风浩的心里透进了一线亮光。他应承说：“我非常赞成开这样一个会，一来可以统一一下思想，二来把赔偿的事赶快定下来，避免出现不稳定。我想，稳定工作还是由裴中周来牵头，他毕竟是政法委书记，其他市领导配合，仍然实行分包责任制。”
苗不居说：“好，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我给中周打个电话，让他把分包情况列个表，会上就宣布了。”然后分别坐上各自的车，向市区飞奔而去。
高风浩长出了一口气，一坐上车就闭上了眼睛。磁河大桥垮塌以来，他几乎没睡过安稳觉，社会上对大桥质量的质疑之声甚嚣尘上。这座桥是六年前他刚来京汉不久亲自在政府常务会上拍板决定修建的，而且使用的是国债资金。桥的修建不仅大大方便了南北两岸的群众，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东川县旅游业的发展。如果桥真的存在质量问题，成了豆腐渣工程，那自己也难辞其咎。如果桥的质量没有问题，东川县的干部有问题没有？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干部都是一清二白的吗？
想到人的问题，高风浩的头快要爆炸了。当初，史林林到东川县当县长，是自己在常委会上提名的，将来调查组如果对他提出处分建议，根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有关规定，将要倒查推荐者的责任，自己难脱干系。还有，苗不居刚才说要自己提一个死亡人员的赔偿方案，这可又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所谓的方案，说白了，不就是一个“钱”字吗？一想到要花钱，高风浩的心里又难受起来。作为一市之长，每到需要掏钱的时候，高风浩都有剜肉般的痛楚。全市八百三十万人每天都要吃饭，一百二十多个部门每天都要花钱。向谁要，还不是向市长要。为了要钱，高风浩经常被部门的领导逼到墙角，不表态决不放过。市政府恐怕是被拍砖最多的。市委只是拍拍板而已。关注民生，老百姓当然拥护，但每年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尽管年初有预算支出，情况总有变化的时候，大的支出可以请市人大开个会调整一下，但总不能事事都这样。如果这样，市长的权威何在？再说了，给谁不给谁，给多少，都是个技术问题。不给吧，人家会说你市长不支持工作。给吧，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有些年初已定的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
不过，高风浩下定了一条决心，这次赔偿遇难者的钱一定要花，因为只有花钱才能息事宁人，而且这钱要越快到位越好。但是，时间太紧，以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每个人到底该赔偿多少，高风浩心里没底。明摆着，东川县穷得叮当响，肯定拿不出这个钱，只好市财政拿，或者市财政先行垫付，来年再从东川县的收入中扣缴。去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市财政收入增长从百分之十八滑落到了百分之四，今年市财政的机动资金才七百多万元，都用于赔偿也是杯水车薪。
苗不居把这个难题出给了自己，自己总不能把这个难题再踢回去吧。高风浩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常务副市长倪向前。倪向前是分管财政的，以前也处理过这方面的事情。倪向前对工作还是很敬业的，但有些抠门。不断地有人向他告状，说每到需要财政花钱的时候，倪向前都会打太极拳，能多给的尽量少给，能少给的尽量不给。当时，人送其外号“铁市长”，意思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但不管怎么说，让倪向前把财政关，自己还是很放心的。只是目前他正被省纪委双规，不允许外出，打电话合适不合适？打吧，这是为了工作，又不是通风报信或串通作案。再说了，也算是对下属的信任和关心吧。
这些日子，倪向前一边等省纪委的传唤，一边很用心地在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他清楚肯定是黄双龙一伙人告他的黑状，对付这样的小人只有一招，那就是让组织拨云见日，还自己一个清白。否则，自己跳得再高，只能给对方以口实。他听到手机响，还以为是省纪委的，来电显示是高风浩的。
高风浩很关切地问了他最近生活情况，最后才切到正题上。倪向前一听是就赔偿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思考片刻说：“以前，我处理过一个煤矿安全事故，那是嘴说的，每个人也就赔了两万块钱。不过，这两年国家有个赔偿标准，按上年的工资水平算账，一算就知道了。”
倪向前的话提醒了高风浩，他给市政府秘书长易升平打了个电话，让他找一下各种事故的赔偿标准，带到会场。
尽管晚上的会议通知得晚，但有了上次詹要方开会迟到被苗不居批评的前车之鉴，与会人员到得都很准时。苗不居首先把国务院调查组初步调查结论通报了一下，接着说：“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死人和失踪人员太多，群众上访不断，这是严重影响稳定的问题。据气象部门预报，最近一段时间，京汉市还有大的降雨，每个市领导在指导做好分包县乡救灾工作的同时，再加一项工作，就是要把精力转到东川县遇难者家属的稳定工作上。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我们仍然实行分包责任制。”
裴中周接过苗不居的话，气定神闲地说：“这次是分包到户。刚才给大家发了汇报材料，在汇报材料的最后附有对应的分包户及责任人，大家可以看一下。主要任务，一是做好思想工作，二是认真安排好群众生活，三是及时把赔偿金送到每户手里。每人的赔偿金多少，请本次会议决定。”
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古景线扶了扶眼镜，有些不解地问：“既然是自然灾害，为什么还要赔偿？”
古景线话音刚落，会场上便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应该赔，市委常委赞成的居多，理由是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以人为本，群众遭受了这么大的灾害，应该救济；一种是不应该赔，副市长持此论的居多，理由是京汉市财政并不宽裕，机关和事业单位三年都没有涨工资了，大家意见很大。
苗不居和高风浩开这次会的本意是想通过研究赔偿来促稳定，现在主题有些偏移，变成了一种激烈的争论。苗不居有些懊恼地走出了会场。
高风浩已经坚定赔偿的决心，正在紧锣密鼓地对照国家安全事故赔偿标准，计算对死亡者的赔偿额度。
苗不居重新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会场上仍然如开锅一般，沸腾不止，争执不下。按照惯例，每到议而不决的事情时，一把手会按倒顺序征求三把手和二把手的意见。三把手是黄双龙。黄双龙是市委副书记，在市委坐第三把交椅，也是正市级干部，而且在京汉已工作了快三十年，是元老级人物，他跺一下脚，京汉的大地就要颤三颤。很多时候，其他市领导在会上发言时往往要看黄双龙的“风向”。高风浩很清楚这一点，但他是市委副书记、市长，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还必须听一下黄双龙的看法。
黄双龙早就想好了措辞，清了清嗓子，说：“目前，最关键的是先弄清一个问题，就是桥上的人数及从桥上掉下去的死亡的人数。从分包的表上看，是死亡五十一人，据网上说死亡的至少在百人以上。如果桥上的人数摸不清，就这样仓促作出赔偿决定，有些人就会浑水摸鱼，把在其他地方因灾死亡的也算到这里边，那就麻烦了，将引起更大的不稳定。我建议，第一步先救灾，这是当前头等大事，决不能观望。”
黄双龙不愧为江湖老手，他的本意是想把一池水搅浑。他从心里嫉妒高风浩，恨不得高风浩因此背个顶格处分，最好是摘“帽”，自己能替补上去，在全市呼风唤雨。但他又把话讲得滴水不露，似乎也是在为苗不居和高风浩分忧。
高风浩的脑子晕了一下，他没想到黄双龙把赔偿问题回避得无形无迹，这不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涮吗？他的额头开始渗出细小的汗珠。看看其他市领导都三缄其口，他知道自己该出场了，而且必须力挽狂澜了。为了取得支持，他尽量把话说得圆一些：“刚才，中周书记提的赔偿问题非常关键。双龙书记也提出第一步应该先救灾，其中也包括安抚遇难者家属的情绪，安排好家属的生活，也与赔偿问题紧密相联。现在大家的思想基本上趋于统一，也就是说都坚持要赔偿，至于赔偿的额度是多少，这是大家最关心的。我刚才对照国家的几个标准测算了一下，大致都在十四万元至二十万元之间。京汉市在全国顶多是个二线城市，赔偿既不能就高，也不能就低，只能走中间路线。我的意思是取个中间数再偏上些，按每人十八万元赔偿。”
又是一阵沉默。会场上连人们呼吸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晰。
黄双龙拿笔的手汗浸浸的。他知道高风浩之所以绑架人们的意志，实际上已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了，不管别人的意见如何。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场博弈应该就此收场，否则自己再抵抗下去，很可能引火烧身，于是闭上眼睛，靠在座位上养起神来。
苗不居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开始使用“逼人上路”这个杀手锏，挨个点将，让大家一一表态。大家一看苗不居和高风浩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高度一致，便也见风使舵，同意每人十八万元的赔偿标准。苗不居最后讲话说：“今天的会议开得这么艰难，我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大家的认识水平还急需要提高，二是没想到以人为本理念在京汉还没有深入人心。”
大家都不清楚苗不居到底想表述什么。苗不居喝了一口水，才接着说：“我本来是想通过研究赔偿问题尽快把上访群众安顿下来，因为我们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不能在这上面耗费太大精力。刚才，我去洗手间时，刚好接了个调查组的电话，说有人反映，磁河大桥垮塌与上游尾矿库溃坝有关，证据是一姓顾的男子在买菜回家时掉进大坑淹死了。村民说他们已发现了二十二个大坑，并举报说这些大坑是发水后才挖的，是用来沉淀矿渣的。我也非常疑惑，东川县挖坑干嘛？范叶和林林同志能解释吗？”
王范叶和史林林相互对望了一下，一副无辜茫然的样子。还是王范叶沉稳，说：“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反映。会议结束后，我连夜下去调查。”
苗不居说：“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东川县牛头镇有没有一个徐沟钼矿？”
“有。”王范叶很肯定地回答。
苗不居又问：“徐沟钼矿是在磁河大桥的上游还是下游？”
“上游。”
“离磁河大桥有多远？”
“大概十公里左右。”
“徐沟钼矿的尾矿库有多少立方？”
王范叶和史林林面面相觑。
“桥塌后，你们到徐沟钼矿尾矿库看过没有？”
王范叶说：“这几天都忙于在下游搜救失踪人员，没去看过。”
苗不居终于按捺不住，厉声呵斥道：“这是你们的严重渎职！群众能把问题反映到调查组那儿，作为县委书记和县长，你们居然听不到！这只能说明你们太闭塞、太官僚，东川县的机关作风不良，群众反映的问题被棚架在某些部门。你们现在就回去，亲自到现场，协助调查组查清情况。如果是你们故意隐瞒不报，事情真相查清之时，就是你们被免职之日。”
王范叶到底老成持重，连声应承着马上回去调查。史林林却出了一头冷汗，手也不住地颤抖，连笔记本往包里装时都掉到了地上。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目送王范叶和史林林走出会议室。空调的温度有些低，空气似乎也凝固了。
苗不居气管炎又犯了，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想尽快结束会议，说：“今天晚上，我在小街上吃面时，听到有些人议论说我刚来京汉市就遇到了这么大的安全事故，是老天爷要给我来个‘下马威’。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下马威’，而是一次极具教育意义的提醒。尽管这次事故调查的定性结论还没有出来，但我感觉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如果是尾矿库溃坝引起的大桥垮塌，我们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包括我们的市级领导。退一步说，即使最后认定是自然灾害，我们也要进行责任追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大家想一想，全国各地在同一时间发生了那么多洪灾，但伤亡非常小。实际上，在这次事故发生前，我们开过会，部署过，也预警过今年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各级干部都充耳不闻。洪水是在雨下了两天一夜才涨的，期间县、乡、村干部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安全预警工作，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能够安全转移。可是，事故发生时，磁河大桥上不仅有看热闹的，也有一个旅游团队，居然没有一个干部出来疏散桥上的群众，哪怕是村干部也行啊！这起事故教训十分深刻，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是我们的公仆意识、群众情怀不够。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群众伤亡不是我们的直接责任，但是大家要换位思考，假如伤亡的是我们的父母、兄弟或者子女，我们做何感想？何况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是说说而已，还是要牢记于心呢？我看通过这起事故，需要真正树立和增强公仆意识，不敢麻木不仁。二是我们的作风不硬。大家都知道，防汛第一位的任务是要教育群众增强防范意识，把这项工作落实到每村、每户和每个群众。普降暴雨，几十名群众在桥上过往和看水，县乡干部干什么去了？工作是怎样落实的？是不是说说大话、上级说给下级、一级说给一级就算落实了？谁说给群众了？正是因为干部作风不硬、执行力不够，才造成了这样沉痛的事件。三是站位不够。我们有些同志认为是自然灾害，是偶然事故，但实际上这是关系京汉的形象问题、是京汉的大局问题、是京汉如何向省委和中央交代的问题。自然灾害和偶然事故暴露出来的是责任心不够的问题。出了问题大家是怎么接受教训的？恐怕更多的还是在埋怨指责。所以，我们出了事，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苗不居的话讲到了骨头里，市领导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慢慢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