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把资产负债表交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为了蝇头小利而堆砌风险，掩盖日益严重的问题。就像你家的小孩用你的法拉利载人兜风，一趟只收一美元。他生意越好，收入越高，名车不报废，他就不收手。
2000年冬天，埃德森·米切尔还是德意志银行全球市场总裁及董事会成员。圣诞节前三天，他收拾好行李离开他和情妇在伦敦的住所，去美国陪妻子和五个孩子过节。那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旅程[5]。
行程进入最后一段，已经到了他的家乡缅因州境内，埃德森在家乡安排并乘坐了私人飞机。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大雪夜，他登上了倒霉的双引擎比奇空中国王200（Beechcraft King Air 200）。飞机在比弗山顶附近坠毁[6]，埃德森享年47岁。他的家人发了讣告，里面提到了他的很多金融资产，完全没有提及他的情妇[7]。
埃德森·米切尔早逝之后，金融记者大肆称赞他如何如何扩展了德行全球衍生产品和证券化业务。他们吹得天花乱坠：传言称他上一年收入高达1700万欧元，约合2600万美元，还说他非常善于激励别人，热爱私人飞机、快艇和赛车[8]。光看这些报道，你会以为他根本不是凡人。后来，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交易员因被控洗钱而被收押，见风使舵的金融记者又开始说埃德森“声名狼藉”[9]，尽管这洗钱的指控和他并无关系。
在新闻里看到他的死讯，我立刻想到：“好戏就要开场了。”几家报纸报道了他情妇的小道消息，还提供了很多细节：他们在伦敦同居，她是法国人，埃德森曾带她出席德意志银行为员工举办的大型圣诞晚会。第一个报道这消息的记者只需要两个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只需要问一下：“你知道什么吗？”很多人都会吐沫横飞。
新闻报道把他的情人塑造成一种地位的象征。埃德森有钱有势，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被认为是很时髦的事。可是作为一个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他这样做就很愚蠢了。有些人情感比较传统，很看重明媒正娶——华尔街不是没有这种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对浪子极度不满。他们觉得，埃德森要是想炫耀他的情人，那就把她介绍给他自己的老婆好了，凭什么要我们家太太面对这种女人。不过似乎并不是这些人泄露了埃德森的私事。泄密者是那帮无利不起早的马屁精，他们在埃德森生前大肆赞美他的“高尚”品德，在他死后又把他踩到脚下，趁着全力真空抢夺地盘。欧洲的银行董事会并不介意养情人的事，但是他们厌恶不慎重的行为。造谣者一个劲地折腾，要通过诋毁埃德森而获益，而德意志银行的经理们都在为自谋好出路而各显神通。
在2000年，埃德森去世的时候，金融媒体大多把德意志银行看作一家引领全球金融创新的强势银行。其实当时信用衍生产品的票面价值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信用衍生产品已经增长了50多倍，其中伦敦的银行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证券化程度也大幅加深，总量为原来的16倍，而且进入了风险性更大的领域。只不过几年时间，媒体就把埃德森淡忘了，他也不过是尘封往事中的一个小卒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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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银行决心在衍生产品领域大干一场。和很多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一样，德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风险重重，却伪造出了利润可靠的且稳定上升的假象。
结构性金融产品和衍生产品是21世纪初全球金融市场发展最快的领域。这些部门极速膨胀，为投资银行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和虚假的账面利润。
结构性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士热爱信用衍生产品。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从业者来说，在资产负债表上做手脚没什么技术含量，却能够带来几百万美元的奖金。把信用衍生产品卖出去，那帮人立刻就能赚钱。银行资产负债表看上去很漂亮，有收入，有利润，然而这种交易严重低估了风险。银行把资产负债表交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为了蝇头小利而堆砌风险，掩盖日益严重的问题。就像你家的小孩用你的法拉利载人兜风，一趟只收一美元。他生意越好，收入越高，名车不报废，他就不收手。
20几岁的人赚了几百万、几千万，这辈子都不用工作了。他们的老板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从业之初绝对想不到能赚这么多钱。
诈骗有一个典型的迹象，即利润凭空出现，而且快速增长。面对飞涨的新收入流，会计师却假装不必深究。依据2001年安然破产案之后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aws），管理者有义务过问财务报表和风险声明。但是高层管理者依然假装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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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衍生产品爆发之前，银行的操作模式也有巨大的缺陷。21世纪前纳税人就救助过濒临破产的银行，只不过衍生产品把风险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回救助的成本变得如此之高，已经到了拖累整个美国经济的地步。
在传统的银行模式中，黄金法则是贷短借长，并且尽量分散存款来源。存款来源广泛意味着大家同时要求提现的几率很小。而且，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为小额存款保险，进一步减少了银行挤兑的可能。银行之间也可以通过业务往来相互扶持。
美国在1971年8月年结束了金本位。没了恒定的标准，中央银行们可以印钞票，让本国货币贬值。这样一来，闯下大祸的大银行便有可能获得巨额救助，为此付出代价的是纳税人，而不是无能的银行家。
在美联储让银行变得大而不倒之前，美国的银行是很脆弱的，因为美国借了很多外国资金来填补政府预算赤字，并满足私营部门的资金需求。于是，银行吸收大笔外国存款，很多是隔夜存款，非常容易提现。
1984年5月中旬，日本人发现比尔·布鲁克斯密特的老东家，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信托公司，在石油行业发放贷款的行为很不明智。金融市场充斥着欺诈、账目不清和非法回扣的指控，一片混乱。日本人收回了20亿美元的隔夜存款，欧洲的存款也随后撤出。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财政部和美联储为大陆银行注资55亿美元，并提供了8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这在当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案[10]。两名银行高管被判入狱，宣判时法官谴责了他们对奢靡生活的向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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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银行从中东的石油生产商那里吸收美元存款，同时借钱给拉美那些消费石油的国家。银行收取高额费用，当然高管也得到了丰厚的奖金。这钱太容易赚了。每个人都发了洋财；做个银行家真是太好了，每个人都想要赚得更多。很快，他们就像喝醉的水手一样，把钱大把大把地借给别人，完全不管拉美的借款者是否有能力还钱。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借给拉美国家的资金的安全性已经严重受损，有些国家连到期的利息都没钱还。如果当时涉事银行老老实实按照市价减记债券价值，那么美国银行和汉华实业银行把自有资产都亏光也堵不住缺口。欧文信托和芝加哥第一银行也是麻烦一堆。
美联储和美国的大银行已经掌握了套路，一旦有银行发生严重问题，老一套就搬出来对付公众。会计师和监管者让银行撒谎，说问题不严重，以此拖延时间，美联储则在媒体上放些烟雾弹。最后，美联储会救助这些银行，而操作方式会复杂到让大部分纳税人看不懂。
拉美债务崩溃之后，结构性金融提供了一个挽救危机的出路——布雷迪债券。此债券得名于前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具体用法是这样的：墨西哥欠了200亿美元还不上，作为债权人的美国银行为他们免去一半的债务。美国财政部发行零息国债，发行时现值为20亿，到期日价值为100亿。墨西哥的要付的本金就降低了，而它承诺付利息。于是，200亿美元缩减到连本带利只有20亿。这一套伎俩换汤不换药，又套用到其他拉美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坏债做了最低限度的减记，使得这次救助得以实施。这就是我总结出来的塔瓦科利主权救助法则。
有了坏账决不能承认——至少不能对公众承认。借更多的钱给那些还不上款的债主，这样他们可以继续付利息，银行不用承认账有坏账，也就不用增加存款储备金了。不得不做出债务的大额减记时，最有权势的银行会决定减记的程度，以及减记的时机。这种债务重组庇护了银行高管及跟班的面子、地位和奖金。做得足够巧妙，这种操作可以把财富从中产阶级手中转移到富人口袋里，很方便全球银行业里追求高额奖金的银行高管大捞好处。
银行无需变得更加优秀，更加有竞争力。美联储让银行从业人员相信蒙在鼓里的纳税人会承担银行的损失，而账面作假可以让银行高管保住地位和收入。
这算是新惯例了，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信贷（Savings & Loan，也称购房互助会）危机是个例外。调查监管人员威廉·布莱克（William K. Black）说，“监管者提交了30000余宗刑事调查建议，其中1000余宗案件罪名落实。” 最糟糕的100宗诈骗案“事关300储户和贷款，牵涉600人。”[12]监管者获罪率高达90%。
当时我以为储蓄信贷危机结束了金融业历史上不光彩的一个时代，结果它与后来的银行业渎职行为相比较简直不值一提。比起2008年银行危机以及之后的救助，储蓄信贷危机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居然没有任何一位高层管理人员遭到起诉。在金融市场，法治属于过去。曾经，银行家会被控触犯刑法，继而锒铛入狱，现在他们却受邀前往国会，享受盛情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