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争着制造漂亮的美式数据，因为投资者对此趋之若鹜；你要面对复合结构金融产品与生俱来的定价模糊性，以及牵涉其中的巨额资金；管理层个性强悍，不愿按你的想法如实呈现数据，这一切会营造极端的高压环境，让你精神崩溃。任何人只要身居要职，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社会上多数人所认为的高压在全球金融这个领域就是一般的压力。
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美国的银行引起的。法国、瑞士、英国和更多地方的银行都陷进了这团乱局。参议院针对金融危机的调查揭示，在出售担保抵押债券的时候，德意志银行没有披露内部人员对于相关资产的负面看法。和高盛以及其他机构一样，德行在2007年继续推出这些有残次的产品，而这个时候内部管理者显然已经知道市场出了问题[75]。
危机之后，德意志银行被指控证券欺诈，面临多项诉讼。2011年11月，该银行向美国监管机构支付了1.45亿美元，这才平息“在抵押支持债券风险上误导五家已倒闭的信用合作社”的指控。2011年，美国政府控告德意志银行的MortageIT子公司欺骗美国住房管理局。在明知并非如此的情况下，银行宣称自己的抵押贷款达到了联邦抵押贷款担保资格，并且提交虚假证明，从政府担保中骗得10亿美元。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贷款没能偿还。2012年5月，德意志银行花费2.023亿美元平息了这起民事欺诈官司[76]。
2012年，从2002年起便一直担任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的约瑟夫•阿科尔曼（Josef Ackermann）辞职。且不说别的，他承认了事实，但在德意志银行很多投资者看来，这为时已晚。阿科尔曼鼓吹出了税前100亿欧元的创纪录收益，然后就咬着这个编出来的故事不放。直到2011年10月，他才承认这并无可能，股价大跌[77]。
银行的前雇员成为了揭发者。德行的信用衍生产品在2007~2010年因市场动荡产生了120亿美元损失，账面却没有相关减记。也就是说，德行疑似遮掩了巨额亏损的实情。证交会对相关指控展开了调查。至于比尔•布鲁克斯密特，埃德森去世几个月之后他就离开了德意志银行。2008年他以组合投资风险优化主管的身份回归。在2011年的一次讲话中，布鲁克斯密特说那番控诉没有根据。
记者马修·戈德斯坦（Matthew Goldstein）曾拿这件事询问我的看法，我是这样解释的：“关键是，关联交易平台会显示你从交易中赚到了很多钱，但这些钱都处在风险之中。我管这种交易叫隐形的对冲基金。”[78]一旦涉及衍生产品，价格很容易被操纵[79]。
指控没有根据——比尔说的对吗？根据揭发者的说法，2008~2009年间，有1200亿美金的杠杆交易标为非杠杆交易。在我看来，如果此言非虚，那么证交会应该会查明真相。
埃德森·米切尔20世纪90年代从美林衍生产品部门招来的安舒·贾恩，以及曾于1975~1987年在花旗银行工作的约斯特·欣里希·费舍恩（Jürgen Hinrich Fitschen）两人于2012年接过阿科尔曼的职位，成为德意志银行联席总裁。他们提名布鲁克斯密特为首席风险官及管委会成员[80]。然而德意志银行的监管部门，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让布鲁克密斯特的晋升歇了菜，据说他们一直怀疑他，认为不能让他当领导[81]。
2013年2月，比尔退休了，但直到那一年的年底，他仍然是老东家的顾问，而德意志银行则面临多项调查，被指控在碳排放许可交易中逃税、参与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以篮子期权伪装帮助对冲基金逃税、信用衍生产品估值可疑、风险控制极差，等等。在某些问题上，比尔的工作也在被调查取证的范围之内[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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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德行之后，约瑟夫•阿科尔曼成为了苏黎世保险公司的董事长。2013年8月，苏黎世保险公司53岁的首席财务官皮埃尔•沃蒂耶（Pierre Wauthier）自缢。沃蒂耶在绝命书上说自己的工作处在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下。
为保住保险公司的名声，阿科尔曼辞了职，但他说这番指责“没有实据”。霍姆伯格法律事务所进行了第三方调查，没有发现压力过大的证据，他们总结道，“他做出了不可挽回的决定，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原因了。”[84]
在媒体报道上看到法律事务所的声明时，我想，霍姆伯格还不如耸耸肩说“谁知道呢？”一个人永远无法透彻地知晓另一个人的心事，但调查就是要推出可能的前因后果。
皮埃尔•沃蒂耶的遗孀法比耶纳•沃蒂耶在股东大会上和管理层当面对质，表示家人无法接受调查结果：“办公室的正常压力不会让他自杀。”绝命书上说，新管理层的行事方式让他心灰意冷。
苏黎世的新任董事长汤姆•德•斯旺出言维护，说这项调查做得“仔细又确凿”。沃蒂耶太太则反驳称调查员从来没有联系过她[85]。如果这是真的，那看来这个调查结论确实不严谨。
很多人钦佩法比耶纳•沃蒂耶的决心。她不是要揭发谁，也不是在要钱。她只是认为这套说辞（自杀与工作压力有关、“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无法给她个交代。有一位同事评论道，“我希望也能有一个人这样为我出头。”
你要争着制造漂亮的美式数据，因为投资者对此趋之若鹜；你要面对复合结构金融产品与生俱来的定价模糊性，以及牵涉其中的巨额资金；管理层个性强悍，不愿按你的想法如实呈现数据，这一切会营造极端的高压环境，让你精神崩溃。任何人只要身居要职，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社会上多数人所认为的高压在全球金融这个领域就是一般的压力。
2013年，我见了阿科尔曼一面，当时我们两人在特拉维夫市的商业会议上都有讲话。他这个人看上去非常聪慧、讨人喜欢、彬彬有礼。苏黎世保险守着创意金融工程和美式高业绩不放，有了这一点，无论是阿科尔曼还是别的董事长在权，沃蒂耶先生的悲剧十有八九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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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6日，伦敦伊芙琳庄园，58岁的比尔•布鲁克斯密特在家中自缢。按计划，他那天应该去饭店享用午餐。比尔没有露面，于是妻子回到家中，发现他已自杀，还在旁边找到一叠绝命书。
两天之后，我从澎湃新闻得知了他的死讯。我告诉记者，我非常悲伤。比尔是利率互换领域的先辈，他是个智者[86]。
比尔正是自杀身亡，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能够推出别的结论，但他自杀的方式仍然令我惊诧。尽管已经多年没有联系，我还是能想起比尔很久以前对罗伯特自裁所抱持的质疑态度，我尤其记得他对吊死表达了厌恶。我无法确定他身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就在不到两年前，德意志银行的联席总裁还曾极力推举他成为首席风险官和管委会委员——尽管未能得到批准。他于2013年2月退休，但是直到自杀前一个月，他还是德意志银行的顾问。比尔自杀并不只是自我了断这么简单，他说过自己绝不会以这种方式自裁，他还编笑话嘲弄这种死法适合骗子，但他还是这样走了。
2013年6月下旬，比尔自杀前的那个夏天，德国央行（Bundesbank）的监管人员盘问了德行美国分支的前雇员，盘问内容关乎银行面临的指控——对信用衍生工具的巨额头寸作出错误估值。媒体报道又提到了比尔2011年的发言，其中包括他的一项声明，称德意志银行已经基本出清头寸，没有遭受什么严重的损失[87]。
调查揭示，2013年7月，就在德国央行展开调查后不久，比尔去见了心理医生。过了一个月，苏黎世保险公司的皮埃尔•沃蒂耶自缢。他对心理师抱怨说德行的内部调查令他焦虑失眠。医生给比尔开了处方药赞安诺（Xanax），这种药常常用于治疗焦虑。心理医生在记录里写道，比尔处在“灾难化（思维）”的认知情绪中[88]。
总是担心灾难降临——比尔•布鲁克斯密特的这种焦虑是有现实基础的。欧洲的银行体系还没有进行资金重组，而德意志银行内部又存在问题，当时是高杠杆经营。
即便处境不如比尔艰难，金融专业人士也往往显露出极度焦虑的迹象。从业早期，我在一家一线投资银行见过一位资深债券交易员，他后来成为了合伙人。当时他正对着垃圾篓呕吐，努力不让秽物沾上量身定制的意大利西服。他的同事都习惯了。如果说金融如牌桌，那呕吐就是泄露秘密的小动作，这可不能让竞争企业的交易员看到。
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拉杰•佩尔绍德（Raj Persau）博士在《保持精神健康》（Staying Sane）中谈到过他所负责的高度焦虑患者。
我有过这么几个病人，他们都是身居高层的城市（股票/债券）经理，在交易大厅里出现了惊慌的症状。他们十分热衷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还有大笔交易处在紧要关头[89]。
对于比尔•布鲁克斯密特而言，处在紧要关头的是巨额资金。监管部门和政府在行动，还有法律调查在进行。作为退休雇员，比尔算是看着德意志银行的局外人，但是银行的麻烦仍然和他大有关联，他身不由己。对他来说，唯一不同于过去的地方就是，他现在完全无法掌握和他有关的内部工作通讯记录，他几乎无法得到关于调查的任何消息。能帮他打听并确认消息的同事寥寥无几，甚至根本没有。
你自认全然没有可以应对调查的影响力或资源，而这调查又可能把你拉上国会听证会、法庭证人席，甚至审判席——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感觉自己能否极泰来。监管人员所调查的交易比尔心知肚明，甚至深深牵涉其中。他知道，一旦监管人员确定银行有违法行为，有瓜葛的前雇员有时会成为替罪羊。
灾难比尔•布鲁克斯密特见得可多了，年资久远的金融专业人士都见过不少灾难。他见识过大陆银行破产，见过有人在美国储贷危机调查之后遭到起诉，并且因此入狱。他还目睹了1987年崩盘时的市场动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墨西哥的危机、因特网泡沫、2007年8月的恐慌性抛售，还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
在危机之中，我们从前共同的雇主美林证券处在瓦解的边缘。对于美国国际集团的崩溃，美林的角色比不上高盛，但仍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安排美国银行并购美林的时候，美国国际集团将63亿美元的救助金转付给了美林，时任财政部长的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安排了并购，并试图保守这个秘密[90]。
德意志银行并非没有大难临头的可能，银行需要筹集几十上百亿美元。2014年6月，德意志银行以7.6折向股东发售新股票，并且在市场上销售了新股份，由此筹集到116亿资本[91]。
2014年7月22日，比尔•布鲁克斯密特去世大约半年，美国参议院常设的调查委员会在一份关于滥用结构性金融产品的报告中提到了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报告示例26是一封内部电子邮件，由布鲁克斯密特写于2009年8月25日，关乎一级无追债权综合代理机构 （synthetic nonrecourse prime broker facility）。这封信写出来的时候金融危机（2008年9月）过去还不到一年。
他写到了德意志银行的经济获利和风险，写到了德行如何记录牵扯进层层交易的各方，如何利用资产负债表，如何为文艺复兴公司旗下的大奖章对冲基金计划逃税。他还写到，德意志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2007年的8月事件”，当时对冲基金迅速去杠杆化[92]。仅文艺复兴一家就在资产负债表上占据了150亿美元，而德意志银行的资产收益大约是1.2亿美元。
对冲基金向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付款购买了所谓的一篮子期权，交割日为一年多以后。对冲基金报税时所声称的长期收益实际上是上亿次的短期交易收益，而每次交易的储蓄时间也就是几秒钟。根据调查委员会的估计，从2000年到2013年，对冲基金的逃税金额可能已经高达60亿美元。调查委员会发现，联邦杠杆限制遭到了银行和对冲基金的藐视，这一限制的出台意在控制系统风险，正是这种风险导致了1928年的股市崩溃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
读到这篇报告，我完全能想到比尔•布鲁克斯密特为何焦虑。他深陷其中。逃税获利又不是走凌波微步。纵然会计师、税务专家和律师说得天花乱坠，那也只是意见建议。参议院调查小组建议美国国税局查对冲基金的账，把逃掉的税给收了。此时，不满12个月的交易获利已经被禁止描述为长期收益。参议院调查小组还建议实施法律行动，惩处卷入避税交易的银行[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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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新闻报道公开了联储纽约银行高级副总裁丹尼尔•穆恰（Daniel Muccia）12月11日私人信件的内容：信上列了一张单子，上面都是德意志银行的“硬伤”。总体来看，德行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系统性故障”[94]，其中还包括监管报告制度。这封信还提到了糟糕的配套技术，还说内部的合规性审计监管“不够且不起作用”。
穆恰这样写道：“错漏这样多，牵涉范围这样广，这说明需要采取行动，大加修补整个企业的美式监管报告结构。”[95]
以有形资产衡量，德意志银行是欧洲的第三大行，但德行现在仍然处在高度杠杆中，资产负债表惨不忍睹[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