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时偶然里也潜藏着必然，这里面的奥妙也许极其复杂，也许极其简单——像生活本身一样复杂而又简单。
——徐小斌《缅甸玉》
《焦虑的梦》这本书使红火陷入一种迷幻状态，译到书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她可以不借助字典整段整段很顺利地翻下来。摆弄文字是逃避现实的最好方式。有一段时间，红火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案前，手边译好的稿纸已经越堆越高了。那本灰褐色的皮面字典已经磨得有些毛了，还有那本红面的“双解词典”从大学时代就跟着她。大学毕业不过短短几年，那时候的事情却像是隔山隔水那么遥远了。那时候为了出国她跟高远翔好，他也真心对她好。还有那个唱校园民谣的歌星现在不知怎么样了？在电视上很久没有见到他的影子了。红火还想起那个叫费文革的男人来，他们从相爱到分手都是闪电式的，这是这时代的特点。这是一个不求甚解的时代，匆忙、迫切而又急功近利，什么事都浮在表面上。很多人一旦出国就像是掉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从此再无音讯。红火想起在坟场她曾经为费文革绝过食，现在想来只觉得可笑和幼稚。
梦境和现实在红火眼里有时无法分开。那些大段大段的关于梦境的描述实在是太令人着迷了。红火沉醉其中，她甚至觉得有些梦就是在剖析自己。过去的一切一遍又一遍地在她梦里重演，她有时会在梦里分成两个角色，比如有一次她十分清晰地梦见自己死了，穿着她最喜欢的那一身衣裳直挺挺地在白担架上躺着，而另一个她却站在一旁指手划脚，指挥别人把这具担架抬去烧掉。可转念又想，这身衣服是我最喜欢穿的呢，烧了岂不可惜？
这类梦一再纠缠着红火，她一心只想译完这本书，然后再出去找工作。这中间她已和书商老G电话联系过，老G说“出版没问题”。
三个月后红火再出门的时候，已经有些不适应外面刺眼的阳光了。
时间已到了五月，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街道是干净的，行人脸上都很清爽。有许多店铺新近装修了门面，改装成从上到下一面墙一样的大玻璃窗，从外面一眼就可以看见店里的一切——走来走去的店员以及那些放在木架子上的色彩斑斓的手编毛衣——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已经过了穿毛衣的季节，店里的人正把那些手编毛衣从架子上拿下来，换上一些薄的衣裳。红火的那副毛线手套已经织好了，只可惜已经过了季节。她总要错过一些东西，而且错过的就永远不会再来。她望着和她逆向行走的人流，感觉到人们都在用一种怪异森冷的目光在打量着她。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苍白和虚弱，她尽可能地绷住劲才使自己不致于倾斜或者行走得歪歪扭扭。
“你最近瘦了很多啊。”
这是老G看见她说的第一句话。
他们在一家冷饮店里碰的面。红火至今还记得那家店的店名起得极好叫做“零度”。她把那一大叠雪白的稿件交给他站起身来的时候，感到头晕目眩。她觉得仿佛是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被分了出去，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向远处滑去。没有东西可握，她慌乱之中握住老G的手。
老G问：“怎么搞的，我今天看你有些不对劲？”
红火道：“可能是太累了吧……没事的话那我先回去了？”
老G说吃过晚饭再回去吧，你也难得出来一趟。再说稿费的事我们还没谈呢，如果稿子译得好的话我打算再给你加些钱。
“真的啊？”
红火已经很久没有收入了，母亲骂骂咧咧脸色很不好看，还不都是为了钱。这本书出版后要是一下子能拿到一笔整钱的话，红火想最起码可以拿它堵堵母亲的嘴了。
老G领她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饭店，点了和上回一模一样的一桌子菜，可是人呢，却只有他跟她两个人。偌大的一张桌子，显得空空荡荡。上次是热闹火爆的大聚会场面，春花秋月、老狗、丹妮、胡说八道、我不知道风向哪里吹……热热闹闹一大桌子人，他们谈论着时下流行的怪笔名，谈论各色各样的挣钱门道，一谈起钱来大家眼就发绿，好像饿了八天的狼看见活物那种表情。
“谁不喜欢钱呀？现在的人贪婪得连毛孔都是张开的。”
红火没想到老G这句话最后应验到他自己身上。
那顿饭老G花了九百多块钱，这让红火感到非常过意不去。那本书的稿费加起来不过才几千块钱，而她一顿饭就让他花去了小一千。她不知该说句什么才好，她离开饭桌的时候有些轻飘失重。也许是酒喝得太多，也许是她脑子里的幻觉在作怪。有许多许多的重影，老G扶她一把，在她耳边小声说：“红火，要不到我那儿去吧，你看你站都站不稳了。”
走出饭店被冷风一吹，红火清醒许多。方浦西那件事的阴影还在，可是这么快她又落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手里，自己成了什么人了？这样想着，红火就觉得特别想哭，朝前走了几步，眼泪不知不觉就涌了出来，止也止不住。老G追上来拍拍她的肩说：“红火，你别哭，我知道你前一阵子刚刚离了婚，心里不好受，有什么不痛快你就说出来，免得闷在心里闷出病来。不管怎么说我也算得上你的一个朋友了吧？”
红火说：“这不是你的错，我在哭我自己呢。”
老G又劝她道：“我刚离婚的时候，也常常一个人喝闷酒，总想找个人聊聊，把心里的不痛快全都吐出来。”
出租车来了，老G拥她上车，很温存地搂着她不说话。车内很暗，车窗外飞快闪过的是像泡影一样的繁华。通体透亮的大厦、露天咖啡座、酒吧。而他们却身在暗处，仿佛和外面隔着一个世界似的。
“红火，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吗？”他搂她更紧一点，问她。
红火侧过脸来眼望车窗外，任由他抱着，也不说话。她心里明白拒绝了他就将意味着什么。其实她一点也不喜欢老G，老G可能也并不太喜欢她，老G是那种喜欢“即兴游戏”的男人，鱼钩常年累月都摆放在岸边，钓到的是鱼，钓不到也无所谓。反正只要有鱼食在，就不愁没鱼来咬。他心里这样想，嘴上说出的话却是：“自从看到了你，我才知道世上还有一些值得追求的东西。”这话说得很言情，很能打动一些爱动感情的女人的，其中包括红火。
就这样，红火便乖乖地被他带回到他家里去了。
深夜，红火独自一人坐出租车回家，大脑里一片空白。刚刚坐出租车来的时候车里还是热的，现在却已经冷下去了。车里车外一片冷清，连呼吸都像被冰冻过了似的那个不畅快。开车的司机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像在矫正什么似的拚命拧着车上的收音机。可不知为什么，竟没有一个合适的台。他烦躁不安地一直在找，可越是找就越找不到，净是下毛毛雨一样的沙沙声，或是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小语种”在那里叽哝。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听清楚点的台，人家却说“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红玉出事了。
那天夜里她一夜未归，第二天一大早公安局就打来电话让去领人，红火妈和红火都觉得很紧张，红火看见她妈拿电话的手一直在抖。
“妈，红玉怎么啦？”
红火一边穿衣服一边问，胳膊伸了两次都伸空了。她从来没和“公安局”这种地方打过交道，便觉得天要塌下来一般。红火妈的声音里也带着哭腔，“说是在歌厅里陪人家唱歌，严打的时候被收进去了。”红火听了她妈的话，心里倒好受一些了。她原来脑袋里出现的是车祸、暴力等血淋淋的场面，她以为妹妹不是少了一条胳膊就是断了一条腿。“那我去接她回来吧。”红火说这话的时候看到母亲的眼睛直勾勾的，然后听到她好像从鼻子里发出来的喃喃自语：“出事了，出事了……”红火在那一大排低头坐着的女孩中间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妹妹。
红玉并没有像红火想像中那样画着浓妆，穿着怪里怪气的衣裳。相反地她素着一张脸，穿的也很平常。其他女孩也很平常，穿牛仔裤或式样一般的裙子，并无袓胸露乳。
两人坐在出租车上，谁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说，就都闷着。车窗外也是沉闷的阴天，云层压得很低，那些玻璃山一样的高大建筑物好像伸手托住了天一般，这才使得过于低矮的铅灰色的天空不至于贴到地面上来。出租车走走停停，在长安街上根本跑不起来。红火嫌车走得太慢，干脆拉红玉下来走回家去。
红玉委委屈屈地跟在后面，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其实她也就是个孩子，她才十九岁。
“姐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
红玉终于开口说，“其实——”
“得得，我不想听你作任何解释，你还是回家跟妈解释去吧。”
红火眼睛并不看她，而是盯着前面一个极远的不可知的地方。昨晚她在老G家，老G一直说着疼爱她的话。老G说红火我想你想了很久了，老G又说红火我一年多没有碰过女人了。老G随手放了一盘录像带进机子，然后捻暗客厅里的落地灯。灯的光线是向上喷的，使整个房间都有一种影像倒置的感觉。
红火以前没看过这种录像，只觉得新鲜有趣。
老G紧挨在她身边坐下来，不时观察红火脸上的表情变化。见她看得很入神，便把她抱进怀里舒舒服服地一起看。
“喜欢吗？”他贴在她耳边极尽体贴。
她不理他继续看电视。他抱着她看。过了一会儿他不看电视了，开始研究她的身体。他把搂在她肩膀上的那只手移到她胸部，一只大手隔着衣服上上下下开始摸她。想要拒绝他已经不可能了。她只好装做没感觉的样子由着他摆弄。电视上的画面拍得很美，那是在一条船上发生的事，船舱里的光线忽明忽暗，一切都在动荡中飘浮不定。
红火渐渐把持不住了，她感到有像海浪一样的东西漫过全身。有千万条小鱼张着嘴上上下下地啄她，电视里的海浪不知何时已漫过她身体，淹没了她全身。
红火把红玉领回家，红火妈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两耳光。
耳光虽说是抽在红玉的脸上，红火却觉得自己的脸也跟着发烧。她真恨不得有人能来抽她一顿，她自己都想抽自己耳光。
那件事之后，红玉就从家里搬出去住了。她靠什么生活谁也不知道，可她穿的用的都是名牌货，上饭店点最贵的菜，她笑起来有一种嘎嘎的声音让红火觉得很刺耳。
这天下午，春花秋月到红火家来找红火聊天。她情绪很好，又找到新的男朋友了。“我现在在写明星菜谱，有好几家杂志社在追着我要这个系列呢。你怎么样，翻译的那本书有消息吗？”红火说：“出版应该没问题吧。不过我最近打电话老G他都不在家，呼他也不回电话，谁知他搞什么名堂。你最近有左晓军的消息吗？”
“有啊，前天晚上我们几个还在一起喝酒呢。”春花秋月用小勺搅着杯子里的速溶咖啡说。
红火忙问：“他怎么样了？”
“怎么样？他还能怎么样，还不就那样呗！”
两人又聊起过去共同认识的一些朋友。春花秋月说这样好的天气坐在屋子里真是可惜。两人查了一下当天的报纸，决定到一家较远的电影院去看一场爱情电影。根据分类那家电影院属专门播放“文艺片”的影院，但因离得较远，红火一次也没去那里看过电影。春花月秋因经常要写一些有关电影方面的短文，电影她是经常看的，散布在这座城市的大多数电影院如今已是门庭冷落，没有什么人肯经常光顾了。
红火倒觉得电影并不落伍，电影给人一份怀旧感。有时坐在歌厅里听人唱卡拉OK真是活受罪，唱的人摇头摆尾自我陶醉，听的人耳朵都快给他吵聋了他还不知道。
地铁口挤满了摆地摊做小生意的人。有个中年男人正向一位过路的小伙子兜售他的玩具汽车模型，小伙子蹲下来一辆一辆细看，并且与他讨价还价。还有卖手绢的、卖花边的、卖发卡的挤得水泄不通。
几个大学生把住地铁楼梯口，见人就给塞一份宣传品——产品广告或者是餐厅开业的消息。
红火和春花秋月一人拿了一份就笑笑地走开了。春花秋月一边用眼睛瞄着那些印得挺精致的印刷品，一边跟红火说：“知道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也干过这个呢！”话虽是说得轻飘飘的，但只有红火才能感觉出其中的分量。红火在熙熙攘攘的行人里，已很难看出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了。新修的环线地铁很漂亮，几个兴高采烈的小孩子在光溜溜的大理石地面上滑来滑去，他们的家长看见了，便粗声大气地制止他们道：
“吉米！跑什么跑！回头掉下去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再看那个叫“吉米”的男孩分明是黑头发黄皮肤正宗“中国货”，那洋名只不过是他年轻的爸妈起着好玩的。两边对开的地铁一辆接着一辆，这边的车刚刚开过来，那边的已经开走了。也有站台两边的车同时到么同时开启的时候，门开了，一些人上去了，一些人走下来，没赶上车的人就等下一班车。是热闹的，也是平淡的，人和人之间完全不相干，谁也不会多看上谁一眼。这在这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不好啦！有人跳下去啦！”
有人惊恐万状喊道，所有的人都围了过去，挤成一层又一层密密匝匝的人墙。列车就在人墙后面不动声色地开了过去，像往常一样，开门，关门，上车，下车。
“死了吧？”
“是个女的……”
这时候，对面的车来了，春花秋月拉着红火往对面站台上跑。隔着玻璃窗红火看到围着看热闹的人群已经很快疏散开来，红火仿佛听到那群人心里在说：“噢，不过是死了个人嘛，没什么了不得的。”
春花秋月一只手拉在吊环上，另一只手抓着自己的胳膊，仿佛把自己身体的全部重量全都吊在那一只小小的塑料吊环上似的，以一种极其省力的姿势站立着，嘴里嚼着泡泡糖。
“嗨，那人干嘛想不开要去寻死呀？我在北京混得难不难？千难万难还是要活下去呀。”
说完她对着车厢里的大玻璃窗左右照了照影儿。
大玻璃窗后面是高速移动的暗黑色的凹凸不平的墙壁，墙壁上嵌着血管一样的粗壮的电线，车厢里很亮，人影在玻璃上被照得清清楚楚。那些人影在黑的墙壁上高速划过，不留一点痕迹。
春花秋月吹了很大的一个泡泡，有点像电视上的泡泡糖广告。但那泡泡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啪地一声破得不成样子，粘乎啦叽地糊在她嘴上，她慌忙伸手去擦，弄得满手满嘴非常狼狈。
红火笑道：“你呀，一辈子都在吹泡泡糖。”
春花秋月不语，想想这话有些伤感。这座浮华的城市除了“泡泡糖”还能给她什么呢？梦想如同这层薄薄的糖果一样一吹即破。女人在这座充满机会的大都市里上下沉浮，自己完全无法左右自己，她们只不过是一只只随波逐流的城市漂流瓶罢了。
“可是闲着也是闲着呀，女人在家呆着不到外面去闯荡，一样也会变老呀。”春花秋月说着话又吹了一个比刚才更大的泡泡。到站了，红火拉着春花秋月拚命往外挤，外面的人又在拼命往里挤，两股劲扭在一起，乱做一团。
红火没想到在电影院门口会碰到红玉。
好久没见，红玉变了许多。她穿着超短裙和极薄的黑色长统袜，下面是一双皮靴子。
“姐姐，等会散了场我请你们吃饭。”
话还没说完人已经不见了。红火隔着重重叠叠的人群看见红玉的背影，她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影子交叠在一起。
灯熄了，有一束雪亮的光从背后打来，银幕上一片空白。红火一心想着红玉，想着可能发生的事情，心里乱得好像长了草。要是父亲不把她带到北京来，要是她不得那个什么“业余歌手大奖赛”，也许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姐，你过虑了。我只不过是陪人看看电影，又没干什么，瞧你吓得那样儿。”
红玉点了一大桌子菜，说：“不吃白不吃，都是白捡的。那个春花秋月最近在忙什么呢？又写造谣文章了吧？”
“管好你自己吧，”红火说，“别在外面瞎混了。”
“你那个妈，看见我就跟看见仇人似的。我知道她一直对爸爸怀恨在心，现在连我一块恨了。”
“红玉，你要是还管我叫姐姐的话就听我一句话：别在北京再混下去了，你应该回家，好好再念几年书，然后正正经经嫁个人。”红玉一口喝掉半杯酒，血红着眼睛说道：
“嫁人？笑话！你自己都离了婚反倒劝我嫁人？”
她连说话的声调都变了，红火按住她不许她再喝酒了，她却一口吞掉杯子里的所有酒，大呼小叫地招呼服务员来结账。
这天晚上她去了一家迪厅两家舞场，走哪儿都唱那首《玫瑰之吻》。她说她每天都是这样赶场，然后回到她那间租来的地下室睡觉。
“一个人，就是死了都没人知道。”
她表情凄楚地站在地下室门口，一笑，脸白得像石膏。
她拿出一大把钥匙来挨个试，试了几次都没能把门锁打开。她对姐姐解释说北京房租太贵，她换一个地方就换一把锁。门开了，地下室里一股潮湿浊臭的气味。
红玉一进门就踢掉脚上的高跟鞋，光着脚大大咧咧在房间里走。她把腿上的黑色长统脱下来皱巴巴地扔在床上，好像动物刚刚退下来的一层皮。她的床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零碎东西，一只机器猫卡通表、一盒拆了包的安眠药、两封信、几张邮票，枕头旁边放着一只大大的茶叶筒。
红火说，今天我和春花秋月在地铁里看到有个女人从站台上跳下去，死掉了。红玉说她真的死了吗？我一直认为在地铁里自杀不可能成功的。你想想，要是人已经跳下去了，火车还没来，结果你又被人救上来了，那岂不是成了笑话？红火说有的人不好好活着那才是笑话。
红火在红玉那里住了一夜。两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说了一夜的话，几乎没合眼。第二天上午红火醒来时见妹妹已经不见了，桌上留有一份早点。
这里是地下室，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红火没戴表，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粗糙的墙上挂着红玉的高级时装，面料的颜色被日光灯煞白的光漂得有些刺目，还有她那些想必买来时是很贵的鞋子，现在东一双西一双地扔在床底下，鞋子上落满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