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葡萄牙海上帝国的衰落及汉学的式微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海外扩张、殖民征服和越洋贸易之后，庞大的葡萄牙帝国正处于全盛时期。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个迅速扩大的帝国却有着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即国家资源及人口与它所从事的事业差距太大。16世纪初期的葡萄牙仅仅拥有120万人，帝国的“领土”却从陆上到海上，遍布于非洲、亚洲及美洲。战线太长，国家的财力人力严重不足，保卫这些胜利成果需要进行一场场拖垮国力的消耗战。此外，从葡萄牙本土出发到这些殖民地的航线过于漫长，由于恶劣的天气、疾病和海盗的侵袭，途中有许多生命葬身海底。
从经济上来看，贸易给葡萄牙带来的海外收益也在下降。1515年，葡萄牙攻占了霍尔木兹，进一步垄断了东西方香料贸易。但是好景不长，想打破葡萄牙人对香料贸易垄断的人太多，除了威尼斯人、阿拉伯人，还有法国、英国、德国的商人，葡萄牙人很难招架这么多的对手，在这种竞争格局中没有优势，这就使得传统的地中海航线在整个16世纪仍然相当繁荣。[8] 运入欧洲的香料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造成了价格下跌，于是葡萄牙从香料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也不断下降，而另一方面，东方贸易的成本却在不断上升。漫长的航线需要保护，人口损失巨大，这个小小的国家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建立面向全欧洲的分销网络。1570年，葡萄牙政府放弃了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国家适当地从贸易中分离了出来，将其交给一些公司去经营，但结果这类公司却运作得很不成功。
最糟糕的是，16世纪的葡萄牙尚不具备现代经济的发展条件，香料和奴隶贸易中的获利没有被投入生产，而是用于消费。国内享乐之风蔓延，国民缺乏追求、精神颓废，农业荒芜，工业凋敝。葡萄牙历史学家萨拉依瓦说：“16世纪结束时，葡萄牙的工业生产与13世纪相差无几，仍然是铁匠铺、瓦窑、土布纺织、制鞋、做马具、纺麻、造船等。”
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所兼并，但西班牙的强大并没有能够挽救葡萄牙的萧条。荷兰人成为了葡萄牙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一大竞争对手，逐渐替代了葡萄牙人成为在东方的最大殖民者。1640年，葡萄牙重新获得独立，但只是恢复了教士和贵族的统治而已，政治更为黑暗，与欧洲核心地区的差距也日益扩大。17世纪中，葡萄牙陆续失去了一些据点和地盘，庞大的帝国开始解体；1822年巴西的独立进一步预示了帝国的大崩溃。
历史的必然和机遇使得葡萄牙以航海大发现的方式揭开了全球近代文明的序幕，也使得这个蕞尔小国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先锋。然而，也正是历史发展的诸多主客观原因使得葡萄牙帝国在盛极一时之后迅速衰落，同时，与其政治腐败和经济凋敝的情况相对应，其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也停滞不前，逐步落在了欧洲其他新兴国家的后面。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汉学发展史的早期做出过诸多贡献的葡萄牙，在近代以后却悄无声息，几乎是毫无建树了。事实上，从传教士汉学的后期，葡萄牙的汉学研究就乏善可陈，尤其是在葡萄牙本土。但是在其当时的“海外行省”澳门，近代以来的汉学发展依然可以说是成就斐然，下文将介绍的就是这个时期澳门两位杰出的葡萄牙汉学家。
二、传教士汉学家江沙维
如果以1814年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教席作为西方专业汉学的开端，那么在它之后的一个世纪，在专业汉学得到发展的同时，传教士汉学依然很发达，所以说这两个阶段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下面介绍的江沙维就是这个时期的一名传教士汉学家。[9]
江沙维，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里斯本科学会海外成员，亚洲加尔各答皇家学会会员。他以杰出的汉学成就闻名于19世纪初的欧洲，并致力于语言教学，为澳门培养了大量的双语人才。
江沙维1781年出生于葡萄牙西部的后山省，1799年入葡国天主教修道院，1813年抵达澳门。他本欲前往北京传教，但适逢禁教期，始终未能成行，最后在澳门圣若瑟修道院度过了后半生。
继利玛窦之后，江沙维被誉为成长在澳门的另一位知名欧洲汉学家，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主编多种中外大字典；编写汉语教材，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双语人才，使澳门的汉学研究得以中兴。
江沙维在澳门28年，将主要的精力投入了汉语教学和研究。在1831—1841年间，他主编并出版了五部在当时具有权威性的辞书：《葡中字典》（又名《洋汉合字汇》）、《中葡字典》（又名《汉洋合字汇》）、《拉丁中国话本》、《拉丁中文袖珍字典》、《拉丁—中文袖珍词汇表》。这些字典、辞书在当时影响颇广，到了20世纪初，欧洲还一再重印这批工具书，可见其实用价值之大。1922年，亚洲神学院将这些字典毫无删减地重印，以满足实际需要；同年，北京西什库天主堂第五次重印了他的《中华拉丁合璧字典》；1936年，北京的法国人要编写一部法文—拉丁文—中文字典，仍是以江氏字典的第九版作为蓝本。
在教材编撰方面，江沙维的《汉字文法》（Arte China）影响颇大。全书分九章，包括汉语语音、汉字笔画和部首、汉语语法、以问答编排的专题实用课文、中国俗语、中国历代史、作文笔法、公文程式等内容。该书是一部汉语的综合性教科书，内容大大超出了文法范围，其中还融入了江沙维对汉语及其教学的独特理解和经验，介绍了自己独创的方法。例如，他把汉字的214个偏旁部首称为字根，经过整理，选出常用的124个，编成了一个汉字笔画表；他又把汉语语音分解为1300个不同的音节，归类编成语音组；他还将汉字的1411个不同的形符称为“字母”，编成74页，作为学习认识汉字的结构单位。除了上述语言的内容，书中编有近100页的中国历史，从伏羲、神农的传说一直讲到清代。在作文笔法部分，他介绍了“起承转合”等中国文章的传统技巧，以及七言、五言古诗律诗的做法、平仄、对偶、排律、虚实等规则和修辞手法，并教以八股文、圣谕、契约、告示、书信等公文程式，还选放了各种体裁的例文，如《魏征谏太宗十思书》、李白的《春游宴桃李园序》、柳宗元的《箕子碑》、古诗《大风歌》等，编写得全面细致。
与利玛窦、金尼阁等早期的汉学家对汉字的分析、整理、归纳相比，江沙维的《汉字文法》在体系和内容上更具功力和新意，为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提供了新的教材和经验，对当时澳门、欧洲乃至世界的对外汉语教学都有一定影响。1831年，西方汉学之父雷慕沙特别介绍了这本书，认为书中介绍了四种学习汉语的新思维方式，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说：只凭这套课本的第一册，已经足够使江沙维在同僚中显示出他的学术地位了。
江沙维在澳门教授中文二十余年，培养了成批的翻译人才，其中一些后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领域也颇有成就，比如，用中文编撰了《外国地理备考》和《音乐要素》的玛吉士，1822—1869年间连续在澳门市政厅担任翻译的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在《汉洋合字集》（即汉语和拉丁语辞典）的参与编写名单上一共有84人，这也充分说明了江沙维在培养双语人才、复兴澳门汉学方面的巨大努力和成就。
三、汉语教学专家伯多禄
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开埠，澳门经济上的繁荣逐渐为香港所取代；政治方面，1849年澳督亚马留趁清朝的颓势，强行扩张，取得了澳门的治权。这些重大的社会变化，在中、葡沟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葡官员需要用粤语和官话和澳门居民及中国政府沟通，一些转移到香港的葡商和葡童需要接受汉语课程才能适应在港的工作和生活。由此，澳门的中文课程具备了从修院推向社会的客观需要，在将这一客观需要变成事实的过程中，下文将介绍的伯多禄功不可没。[10]
伯多禄，澳门历史上第一任华务局长，19世纪葡萄牙著名汉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汉语教学和教材的编写上。
伯多禄的父亲也出生在澳门，他是第二代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1865年，伯多禄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若瑟修道院，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汉语训练。1870年，澳葡政府下令禁止非葡籍的传教士在澳门任教，大批欧洲其他国籍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造成澳门汉语人才凋零匮乏的局面。1872年，伯多禄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出任圣若瑟修道院汉语教师，课程包括：粤语的文法和口语、官话（即北京话）的口语、中文的翻译。
由于当时澳门汉语人才稀缺，伯多禄一人身兼五校的汉语教师之职，从小学到中学、从基础课程到专业课程，在当时澳门的汉语教学中独当一面。
伯多禄是澳门对外汉语教材最早期、最多产的编撰者。他先后编写的教材有：
（1）《葡中语言认知教材》（O Circulo de Conhecimentos em Portuguez e China），这是一套供在香港学习的葡萄牙儿童用的教材。
（2）《汉语口语》（Língua Sínica Fallada），包括四册：第一册《词汇》（Vocabulário），1901；第二册《改良课本》（Lições Progressives），1902；第三册《圣喻广训》（Amplificação do Santo Decreto），1903；第四册《常用短语、口语和标准会话》（Frases Usuais, Dialogos, e Fórmulas de Conversação），1903。
（3）《教话指南》（Bússola do Dialecto Cantonese），1912。
（4）《国文教科书》（Literatura Nacional）。
伯多禄编写的教材对汉语作了精细、科学的研究。比如，在语音方面，除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罗马拼音符号的运用之外，他在《教话指南》中，对粤语的声调也分了上平、上上、上去、上入、中入、下平、下上、下去、下入九声；在汉字结构方面，多套课本中都作了八种笔画的介绍，作了214个偏旁部首的介绍，以及汉字配词的介绍。
由于伯多禄对中华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他选入教材的内容也比前人丰富和充实得多。例如，他在介绍中国封建制度和科举制度时候十分内行，列举的中国教材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无一遗漏。他还将汉族和满族的礼仪风俗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对比。
除了自己编撰，伯多禄还翻译了一些欧洲汉学家编写的汉语教材，从而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一些编写原则至今仍有启发意义。比如他在《教话指南》的“备忘”中提到了汉语教材编写中应该注意的七个问题：
1. 有一个总的培训目标：能说流畅的粤语；可阅读及理解中文商业文件；可以独立写简单的商业信件及家信；可用官话与人交谈；并且掌握中文文法概要；掌握拼音知识；掌握会话和会谈的方法技巧；学习2533个汉字。
2. 有分级的具体培训目的、分级的教材和分期的教学进度。
3. 书面语与口语结合，粤语与官话结合，注意培养听、说、读、写等基本功。
4. 识字教学是初学的主要内容，最高阶段以语言的运用为核心环节。
5. 语音、语法、词汇各成系统，各年级有所侧重，但又浑为一个整体，反复巩固，综合运用。
6. 结合培训的社会要求，有的放矢。中、小学以培训商业人才为目的；政府翻译部门以培养外交、传译人员为方向。
7. 注意到循序渐进、培养兴趣、反复练习等教学原则，也注意到一般规律和特殊语法现象的分析。重视标准例句和常用公文程式教学。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到伯多禄所编著教科书的概貌。从1884年直到他逝世的40年间，伯多禄持续编写汉语教科书，他的努力和贡献反过来又促进了其本人的汉学成就，成为对汉语研究精细、有系统的专家学者，被公认为19世纪葡萄牙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