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伊始，它就成为荷兰的汉学研究中心，发挥着研究机构、中文教学、图书馆、智库资料搜集研究和政府、社会公共咨询中心的作用，成为欧洲和荷兰的汉学研究重镇。到20世纪90年代，它已经拥有三十多位教职员，三百多位学生，拥有西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之一的汉学院图书馆，同时拥有一个“现代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和“非西方研究中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汉学院设四个正教授席位。1995—1996年，伊维德院长为文学教授；施舟人为历史学和宗教学教授，同时任法国高等学院教授和荷兰皇家学院院士；梁兆兵博士为语言学教授；赛奇博士为现代中国政治与管理学教授。前任汉学院院长许理和博士为历史学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95年退休后返聘仍在汉学院进行研究工作。80—90年代汉学院有二十多位教职员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范围包括现代和古代中国历史、现代和古典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及语言学等。
莱顿大学20世纪80—90年代的汉学研究群体，是指于1975—1995年任汉学院院长的许理和与1995年至20世纪末任院长的伊维德，两任院长任期内形成的汉学研究群体和研究风貌。他们是：第一，以伊维德院长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群体；第二，以许理和及施舟人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和宗教学研究群体；第三，以梁兆兵教授为代表的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群体；第四，是以赛奇教授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研究群体；第五，是以费梅尔博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群体。
一、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群体
以研究中国文学为主业的第一位荷兰汉学家是容凯尔。他之前的汉学教授，多从事综合性的研究，即使是作为荷兰汉学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创作的开山鼻祖高罗佩也不例外。容凯尔的主要工作是把中国文学作品译为荷兰文。他最初同伊维德一起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译为荷兰文，同时还共同翻译了一些选自《三言》的白话小说。
伊维德教授是第一个把中国古典文学全面介绍到荷兰，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名荷兰汉学家。伊维德1944年出生于荷兰东部，因阅读荷兰早期外交家兼汉学家高罗佩写的中国侦探小说《狄仁杰断案传奇》等书而立志攻读中文。后就学于莱顿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于1968年4月起到日本留学，先在北海道大学，后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要师从田中谦二教授学习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元代戏曲。
伊维德于1970年回荷兰后，在莱顿大学中文系任教，1975年1月1日升为正式教授，1978年接任系主任。近二十年间，他已经三次任中文系主任和汉学院院长，同时任莱顿大学非西方研究中心主任和亚洲研究所董事。
伊维德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双管齐下。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清平山堂话本》（即六十家小说）和“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种话本小说集的总称）的比较研究，重点在研究冯梦龙编三言时如何删改旧本。他的博士论文是《早期中国白话小说研究》。
伊维德认为研究者应首先尊重、了解、把握中国小说发展的独特传统，然后才能加以评论，与西方小说作比较研究时，才能有更客观、更实际的看法。他对于那种一切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其他不同文化的作风很不以为然。他强调，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总是有差异的，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当然更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与特性。在这样的研究前提下，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规律和成就，也自有独到的体会和把握。
伊维德对中国戏曲的研究，和我们传统上只偏重于“曲文”的方式不同，他不只重视曲文，更重视宾白、对话、舞台综合氛围等问题。这与他青年时代写过剧本演过戏有很大关系，也与他早年在日本时选修的社会学有关。他认为戏曲文本是为了表演用的，不只是案头文学，和说书人一样，伶人必须面对观众，必须注意演出的效果。戏文的方言、文字和实际演出的配合无论如何是分不开的。因此要真正深刻地了解戏曲，就不得不同时也注意表演的问题。他对伶人的资料一向很注意，认为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把故事、戏剧赋予生命力的人。
伊维德对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研究双管齐下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戏剧和白话小说之间，往往有演述同一题材，甚至是同一题材反复演述，互相借鉴累积的情形。伊维德主要是从小说和戏曲同是说唱表演的民间艺术的共同点上来把握它们之间题材相同、相互转借传播的历史和体式特点。他认为在研究这种不同体裁的文学时最要注意的是，作家如何借重他所运用的体裁表现他的主题。故事的发展如有不同，是为什么不同？是否因为适应不同体裁的需要而变更？或是因为作家思念观念的不同而变更？近年来，伊维德对民间说唱文学的研究扩展到了弹词、宝卷和新发现的湖南“女书”。
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荷兰汉学家，伊维德对荷兰汉学研究方向的重大改变和贡献，是摆脱殖民政府的狭隘功利需要，使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与全球的学术热点息息相关；同时为荷兰公众提供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可靠信息和文本。前者体现在他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已经步入国际汉学的学术最前沿。他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小说和戏曲研究的论文和论著，其中他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韦斯林合著的英文译作《1100—1450年中国戏剧资料集》（Chinese Theather 1100—1450,A source Book）享誉英语世界。其内容以世俗剧为主，包括勾栏瓦肆的介绍，优伶的生活，演出的情形，以及戏剧和观众的关系等资料的翻译和研究。其中还包括五种杂剧的全译，是一部介绍中国传统戏剧资料的大部头著作。后一个特点体现在他与汉乐逸一起编写的荷兰语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导言、历史概观和书目提要》（Chinese Literature: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Survey and Bibliographies），此书对于公众了解中国文学史很有帮助，现在已经被译为英文。
作为新一代汉学家，伊维德认为，荷兰汉学家必须把他们狭窄的研究兴趣同提供丰富知识的任务结合起来，荷兰汉学家对荷兰公众负有责任，理应给人们提供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的可靠知识和文本。为此，他在近二十年间，系统地把中国古典文学译成荷兰文，介绍给荷兰公众。
在古典诗歌方面，他译有《诗经》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寒山、王梵志等人的诗选集，还有秋瑾的《中国古诗之镜：从〈诗经〉到清代》。在小说方面，他译有选自《三言》的侦探判案小说集《心猿》，选自《三言》的同名小说集，译自《聊斋》的39篇故事集《画皮》以及唐人传奇小说选集译本。他还对一些中国古代的赋和散文进行了翻译。在戏曲方面，他1973年与友人合作编译《中、日、韩三国的戏剧形式》，1974年与友人合译《五种杂剧合集》。这五种杂剧是《杀狗记》、《蝴蝶梦》、《救风尘》、《李逵负荆》、《梧桐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把中国戏剧译为荷兰文。此外他还著有《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西厢记〉》（包括元稹《莺莺传》，同时有荷兰文和英文译本）及《朱有燉的杂剧研究》。
从1978年至今，伊维德已经培养了好几届博士生，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群体。
伊维德的第一位博士生汉乐逸目前是莱顿大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他以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著称。代表作有《卞之琳：中国现代诗学研究》（Pien Chih-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83）、《1900—1949年中国文学选读》及三卷本的《诗》（Poem, 1989）。他目前正在进行卞之琳、冯至等翻译十四行诗的形式格律问题研究，重点研究西方文学，特别是十四行诗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并于1995年出版了《关于冯至十四行诗的节律研究》。这是他对中国现代诗歌形式研究的一部分。
贺麦晓也是伊维德的博士生。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他于199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多雪的清晨——现代化道路上的八位诗人》。主要内容是研究1917—1922年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诗作、诗论、诗歌观念、读者接受和影响。贺麦晓继承了荷兰汉学重视原始资料和文本研究的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当代法国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广泛而翔实的资料收集和阅读中，通过理论范型分析，对文学研究会的诗人群体进行范型研究，获得了独到的观察角度。他书后附的文学研究会113位成员的资料汇编，是目前最完备的西方文学界资料汇集。在此之前，贺麦晓进行过中国早期诗歌（1890—1949年）研究，撰写过《文学研究会与“五四”文学传统》（《今天》2期第158—168页）。还撰写过关于西方诗歌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论文《来自西方的词汇——中国文学语境中的西方文本》。与此同时，贺麦晓翻译了许多鲁迅、茅盾、周作人、沈从文、残雪、多多的诗歌和作品，介绍给荷兰人民，使他们对中国现当代诗歌有一个准确的了解。1995—1996年，贺麦晓在莱顿大学亚洲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他的研究题目是《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他尽可能把民国时期各种不同观念、流派、政治信仰的文学社团资料汇集起来，以期把握现代文学发展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多层面的形态和规律。使它们从以往那种机械因果论视角下的单一意识形态化的僵化教条框架中解放出来，还其丰富复杂，多层面多视角的形态。
他在谈到这个研究时，深有体会地说，他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主要是了解一个社团作为集体或群体在文学界的行动。因此，这样的研究必然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方式。他把文学的社团不仅仅作为文本而是作为人的行动来研究，这样，势必就在文本之外，加上文学实践活动：创作、出版、传播、接受反馈等形态和资料。同时还贯串了这一时期西方与东方、群体与个人观念的相互冲突、渗透。贺麦晓以他勤奋而充满独创的研究，赢得了他在荷兰汉学界和西方汉学界的一席之地。他在1995年在亚洲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举行的两次“中国现当代诗歌与社会文化”国际研讨会，荟萃了全球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的权威，敏锐地把握了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
柯雷，于1995年12月获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朦胧诗，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诗人多多的研究。
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特别是朦胧诗）的研究者，柯雷的研究具有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相契和的独特学术特点。从研究的类型上看，柯雷自认为自己不属于那种书斋的，冥想型的学者，而是重视田野的，对作为人的诗人及其行为极有兴趣的类型。因为能说流利地道的汉语这个优势，柯雷与他的研究对象——多多、北岛、杨炼、芒光、舒婷、江河等——成为朋友，甚至有极密切的联系。他不仅极重视文本，同时把人、现实、历史、文学和文本能动地联系起来。但他又并不把背景与诗人、文本与行为作简单划一的推论。特别警惕把一个范例的结论推及其他。他认为，他的贡献就是注重个别性和独特性。他尊重诗人的个性和主观性。他与不同的诗人通信近十年，建立了相互信任理解的联系，但他并不因此忽略文本语言、诗歌意象的研究。他在文本方面的精细分析，表现了他敏锐的诗歌感受力和把握力。
在资料搜集上，他继承了荷兰汉学研究的传统，并不盲从于主流意识态或一般研究者的结论和判断，而是极为细致艰苦地搜寻一切可以搜寻到的关于朦胧诗的资料，掌握独特资料。据此他认为，中国朦胧诗的地下历史应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除了在80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北岛、杨炼、多多等以外，还有许多的无名诗人，累积成朦胧诗独特的风格与影响。柯雷对多多诗歌的研究，有其独到的视角、方法，因而获得了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早在他的论文《多多诗歌的政治性与中国性》中，他就从研究中得出结论：“显然，多多作为一个诗人的履历反映了中国文学近二十年的变迁。他的诗歌可作为社会学的范例，来考察中国文学在政治以外存在的可能”（《今天》1993年第三期）。
哥舒玺斯也是伊维德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目前正在写作博士论文，同时在莱顿大学中文系任教。她的研究领域最初是《史记》，硕士论文是关于《史记•龟策列传》的翻译和研究。她的博士论文由古代转到当代小说研究，题目是《聂华苓研究》。迄今为止，哥舒玺斯已经翻译了谌容《人到中年》和聂华苓的多部小说。哥舒玺斯对中国当代电影的大量译介和研究，缘起于1986年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每部电影，及台湾、香港的许多电影都由她译介到荷兰和欧洲。她认为中国电影在电影语汇、技术、叙述话语、结构和风格模式上与西方很不相同。它们不强调故事的讲叙，而重在渲染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某种感情和感觉，展示一个预兆或象征。她经常发表电影评论，同时举办各种电影讲座，使荷兰人对中国文化艺术有越来越多的了解。
施聂姐和瑞祖均是伊维德的博士研究生，前者研究苏州地区的山歌，后者研究闽南地区的傀儡戏。施聂姐同时还参加《磐》——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的工作，这个组织近年来为推动欧洲中国音乐的研究，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工作。
从高乐佩开始的荷兰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研究群体，发展到伊维德再到汉乐逸、贺麦晓、柯雷、哥舒玺斯、施聂姐等群体研究，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以伊维德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群体，从古代出发，涵盖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文学的所有门类。囊括了主流和边缘、个体和群体、文本翻译、理论研究与欣赏感悟、创作行为社会学、文本和文化传播等不同方面和方式，形成丰富多元的研究格局。特别是在小说、戏曲和现当代诗歌研究上，成为欧洲，甚至是英语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重镇。特别是柯雷在新千年就任汉学院院长后，荷兰成为当然的中国现当代诗歌流派研究的桥头堡。
二、中国历史与宗教研究群体
中国历史与宗教研究群体，是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历史悠久，成果卓著的一个研究专业和研究群体。前院长、东亚史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许理和博士，是这个专业的权威。许理和教授于1947年入莱顿大学，主修中国语言文学兼修藏文、日文及佛学。他于1955年到巴黎师从戴密微教授，1956年完成博士论文。论文题为：《佛教征服中国——中世纪前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适应》（The Budd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Medieval China）。
许理和1953年毕业于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之后留在汉学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讲授现代汉语和古汉语；1962年任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新增设的东亚问题讲座的首任教授；1975年接替何四维任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院长，并于当年当选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75—1993年间，与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共同主编国际汉学刊物《通报》。
许理和曾经追随戴闻达学习汉语，并且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曾经在巴黎呆过一段时间。他的题为《佛教之征服中国》[6] 的两卷本的论文见证了他对中国吸取和改造外来思想和体系现象的兴趣。在不断发表关于早期中国佛教的大量论文的同时，他写了大量关于中国人对明末时期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天主教思想的反应的文章。他也发表过一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的文章，但主要是用荷文发表的。1969年他成立了当代中国文献中心，作为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独特的一个部分，并担任第一任主任。为了纪念他被任命为东亚历史教席25周年，研究院举办了关于福建/台湾地域史的研讨会，其中挑选出来的论文发表在《17—18世纪福建省的发展和衰落》[7] 一书中。1993年10月当他从东亚历史的教席上退下来时，他的同事，还有他几乎所有的学生和朋友们送给了他四本纪念文集，反映了他广泛的研究兴趣。80年代许理和将他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在了对中国历史进行形象描述的项目上来，该项目想利用图片，同时也通过相关文本的支撑，来形象地展示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的资料有图片、地图、图表和流行口号。其潜在的观点是认为如果将历史长河中快速流动的画面按照主题和次主题进行有序排列，那么这些画面本身就足以展示连贯的历史。这个项目建立在广泛而形象的材料的基础上，并且使用了当今最为先进的硬件和软件资源，主要针对一年级的学生开设。由于它的创新性，该项目得到了荷兰和中国相应机构的广泛赞助。
许理和教授的研究重点有三个：
第一是中国佛教与社会，尤其是从东汉到隋代这一时期的早期佛教发展史。他的方法和重点是朝两个方向进行，一方面是以语言学和文体（风格）的分析方法，探索早期的佛经翻译；另一方面是从宗教体系和社会结构入手，研究佛教的活动。这个方法，同时注意了早期佛教的思想和社会两方面。与一般研究思想史或佛教发展史偏重佛教理论与发展的视角方法不同，许理和教授十分重视对于民间佛教信仰活动的研究，这种重视，缘于一个历史事实——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不论在民间或在文人的观念里，是只被当作“术”或“道术”之流看待的，因此，它和传统社会中各种信仰的影响及错综交叉点必然存在。基于此，许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佛教的道教化和道教的佛教化问题。他的资料来源，一是从早期的道教经典中探索，一是从早期佛经翻译中寻找。
他的第二个研究重点，是明末耶稣会会士来华对中国的影响。这同样显示出他独到的研究视角。他不仅充分注意到耶稣会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注意到天主教的世俗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为进行这项研究，许教授在世界各地大量搜集明末清初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资料。目前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已成为世界上搜集该专题资料最齐全的图书馆。
许理和教授的第三个研究重点是搜集制作了一套中国古代历史视听教材——一套功用特殊的中国历史文化幻灯片。这一套视听教材的制作，一方面始于许教授195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师从H Osvald Siren教授研究的中国早期绘画史及他对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敦煌艺术的长期研究；另一方面源于视听技术的发达及其对学生的直观感性、直接激荡的教学效果。这个计划投入了上百万元经费，历经8年时间。在许理和教授指导下，制作小组设计专题并向中国和世界各地博物馆及学术单位调借文物拍摄幻灯。已经完成了“书法的世界”、“中与外”、“中国与欧洲”、“帝国中心”、“宫廷生活”、“佛教在中国”等六大主题。另有12小时的“中国历史概览”。正在进行的还有“中国印象的变迁”和“中国传统城市生活”。借助这套视听教材和7年多来许理和教授全心致力的汉学院现代汉语语言文化历史的教学改革，使汉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成绩卓著，赫然领先于国际汉学教学的前列。
到1996年为止，许理和教授已出版40种论著和论文，除前述的博士论文外，主要有《古代中国书画的模拟与伪造》（Imitation and Forgery in Ancient Chinese Calligraphy）、《论佛教初期中国宗教和国家的关系》（Zum Verhältins von Kirche und Staat in China während den Frühzeit des Buddhismus）、《佛教的起源与传播》（Buddhism, its Origin and Spread）、《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从经典探索》（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e Evidence）、《早期佛经翻译中的东汉白话》（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ist Translations）、《早期中国佛教中的前世观念与来世观念》（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救主与魔鬼——晚清天主教文献中的怪异故事》（The Lord of Heaven and the Demon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Late Ming Christian Uanuscuipt）、《1616年至1621年期间在南京发生的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The first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Nanking, 1616—1621）、《当代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解释》等。
许理和教授于1975年始任汉学研究院长，1995年退休。在他任职的20年时间里进行的几项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汉学院教学与研究向现代化改革和发展。
首先是他一改以往汉学院偏重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的学习研究传统，引进现代汉语的教材、教师和学习方法。为此他专门为这个专业设立了语言学教授席位，引进现代汉语教学的各种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派遣学生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进修学习。
其次是他建立了中国现代资料研究中心，担任首任主任。经过20多年的努力，该中心已成为西欧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重镇。再者是对图书馆馆藏构成的推进，极大地推动了莱顿大学汉学研究的学科现代化、科学化，与当代荷兰社会和全球化的趋势密切联系，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也迅速居于世界前列。退休后许理和教授仍在辛勤地工作着。
汉学院中国历史与宗教专业的另一个权威，是现任东亚史教授施舟人博士。施博尔博士，字舟人。1934年出生于荷兰，19岁起在法国攻读中国学。师从名教授康德谟。康德谟教授是法国中国宗教学、特别是道教的权威学者，施教授后来终身从事道教研究，与此有深刻渊源。
施教授目前同时担任莱顿大学和法兰西学院附属法国国立高等学院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此之前，施教授任法兰西学院附属法国国立高等学院教授兼教务长，该学院第五分部即宗教学分部研究组主任。还担任法国科学院汉学研究所道教研究文献中心主任。担任巴黎第十大学民族学与比较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是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秘书长。并任该学会的重点项目—— “《道藏》索引”项目负责人。
20多年前，为了彻底了解道教经典与道教社会功能的奥秘，以及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存在状况，施教授曾到台湾做了8年道士，在台南，以法名鼎清入教。他不仅从道教实践中切身体会了解道教的社会功能，同时更进一步了解了众多的道教科仪、科范和术语的含义。在此期间，他搜集、调查、著录了大量的道教经、科抄本文献及皮影戏剧本。如《台湾之道教文献》及附录《台湾所见道教经科等旧抄本目录》、《中国皮影戏唱删写本集》。
施教授所从事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道藏》索引”项目。这项计划主要是通过分析研究，确定《道藏》经文著作为数众多的作者，他们的流派和写作日期。此项目由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同时被列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第625组协作研究项目。来自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和英国的汉学研究者共同参加这项工作。项目名称为：道藏经分析与描述性书目，内容是系统审核《道藏》中的各种著作（包括宋《万寿道藏》与明《万历续道藏》共1476种），并编制索引。这项研究始于1983年。目前“道教研究文献中心”使用计算机和汉语拼音方式，建立了一个“道教史信息数据库”，并将有关资料制成许多微缩胶片。
施教授的主要著作有《道教传统中的汉武帝》（L'empereur Wu des Han dans la legende taoiste）、《道教本体：身体、社会体》（Le Corps taoiste corps physique, corps social）、《〈抱朴子内篇〉要目索引》、《〈抱朴子外篇〉要目索引》、《〈黄诞经〉要目索引》、《〈云笈七签〉索引》、《欧洲道教研究史》、《北京东岳庙探源》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施教授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进行《北京的庙宇》研究。
施教授还培养了大批出色的博士研究生，并带领他们对道教典籍进行整理。这些工作对欧洲及世界汉学研究的启迪和贡献作用不可限量。
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南洋史的另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是包乐史。包乐史，原名为赖纳德•布塞斯。1946年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早年曾到台湾和日本进修。1972年获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198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72—1975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担任研究员。1975—1977年任莱登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计划主任。从1977年起在莱顿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该系教授。主讲《欧洲与亚洲关系史》，同时也兼任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中心主任和荷兰国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1991—1992年获美国富布莱奖学金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包教授通晓英文、中文、日本、印尼文、荷兰文和多种欧洲语文。
包乐史现任职于莱顿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欧洲扩张史—南洋史—中荷早期交流和东南亚国际贸易史的教学与研究。他著有《中荷交往史》、《约翰尼乌霍夫旅体印象记》、《奇异的公司》、《1619—1740年的巴达维亚：一个华人殖民城》、《1850—1940年莱顿与远东的交往关系》（1989年）、《拓荒者与开源者：荷兰莱顿大学早期汉学家》（1990年）。
他的主要研究成果还有《东南亚和东亚史》、《海外华侨史》、《印尼华人史》、《华侨贸易》和《殖民地时代贸易与文化》等。他曾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资料撰写了多本专著和多篇论文。他发表的很多著作都对17世纪初至今的中荷关系史作了介绍，其中《进贡中国》一书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他和R. Falkenburg编纂的纽霍夫关于荷兰使团第一次出访中国的日记原稿《纽霍夫中国印象》，对中荷交往史作了介绍，这部作品中还包括纽霍夫在旅过程中所画的中国风光画的手稿。包乐史还参与了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台湾出版的大型项目，在他的指导下，程少刚博士完成了将荷兰占领时期台湾的原始文献（共600页）从17世纪的荷兰文献翻译成中文的项目，题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包乐史一直十分关注东南亚殖民地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当地华侨社会的研究，关注搜集原始资料，并且极为有远见地从印尼购买了大批南洋华侨的贸易档案，其中包括大量的个人和公司、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买卖契约、华侨组织和会所、会社公约，还有家族档案、族谱和藏书等。这是了解18—19世纪南洋史和华侨移民社会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20世纪90年代到新千年的十几年间，他申请了大量经费，组织人力整理这些档案，分类并且输入电子文本。厦门大学的几位教授吴先生和李明欢等先生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包乐史还十分关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整理出版，他主持出版东印度公司台湾档案的宏大计划。直到今天这个出版计划还在继续实施，为后来的研究者和荷兰汉学研究界作了重要的资料整理工作。
包乐史与施舟人教授共同指导的几个博士生，例如袁冰凌博士等，20世纪90年代主要进行南洋史和台湾研究，还进行早期荷兰汉学家的著作翻译。
中国宗教和历史研究、特别是殖民地史—南洋史研究，一直是莱顿大学的强项和传统。从高延、戴闻达、何四维到许理和、施舟人和包乐史，构成了一个渊源有自、丰富多元、不断创新，一直站在学术前沿成就卓著的研究群体。无论是对中国宗教历史研究的启发，还是对于南洋史研究的学科创立，都是学术界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中国现代汉语教学与语言学研究群体
中国现代汉语教学与语言学讲座，是1986年莱顿大学新增设的专业和教席。为此增设的一名应用汉语语言学讲座教授，表明了荷兰汉学界对中国语言和在文化系统内研究语言学的重视。此讲座的首任教授是梁兆兵博士。梁教授生于1936年，具有多学科交叉的深厚学术渊源背景。他于1959年毕业于台湾同立师大英语系，此前曾经学过医学。1961—1962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研究英国文学，1963年转人类学系，半年后专修人类学系的语言学。1964年转到东方研究与语言学系，专修梵文、藏文、日文，主要研究佛教传播的语言现象。1968—196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电脑翻译研究，同时修音响学、物理学、数学、电脑专业。专攻转换语言学、生存语言学、交换语言学。梁教授于1970年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介词、共通动词还是动词？详述过去和现在的汉语语法》（Prepositions, Co-Verbs. Or Verbs: A Commentary on Chinese Grammar Post and Present）。1972年梁教授转而研究心理语言学，专门研究西方人学习中文的现象与规律，于1977年到莱顿大学任教。
1977年以前，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没有现代汉语语言课程，而是沿袭荷兰汉学的传统，师生均以古文为范，以文本研究为主。许理和院长上任后，致力于改革这种现状，所以聘任了梁兆兵博士。
梁教授开始编写经他改革研究过的现代汉语教科书，同时建立一至五年级的现代汉语语言训练制度。其中包括四年级到中国台湾或中国大陆留学一年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使荷兰汉学语言教学突飞猛进，流利标准的中文听、说、读、写能力，已是汉学院毕业生的共同标志。这一措施使荷兰汉学现代汉语语言教学，由封闭转向开放，由脱离现实生活转而与当代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连。自伊维德之后，荷兰汉学的后起之秀如柯雷、贺麦晓等新一代都能讲一口令中国人惊讶的流利标准汉语，就是这个专业和制度建立的成果和功劳。
梁教授的中国背景和中西合璧的学术渊源，使他成为莱顿大学与中国交流合作的使者。汉学院与中国的各种交换合作互访计划，基本都是由梁教授亲自出马促成。例如1979年教育部与荷兰建立的中荷学术交流备忘录；1981年北京大学与莱顿大学的校际交流计划，包括1968年建立的现代中国资料中心，都与他的推动游说分不开。
与此同时，梁教授还参加并主持了马甫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他们每月一次，集合英、德、法、荷、比利时、瑞士等各国的心理语言学家聚会、共同探讨第二语言的学习试验，运用可以控制和量化、标准化的语料，研究中国语言的“体”“志”现象，探索心理语言学的规律。梁教授培养的几个博士，也先后成为国际心理语言学和汉语语言教学的骨干。
从19世纪末莱顿大学第一任教授施莱格强调广泛阅读中文原文（即古文书面文字），直至今日莱顿大学现代汉语语言教学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和实践生活化的变化发展和突出成绩，与以梁教授为代表的现代汉语教学与语言学群体研究的推进是分不开的。这种将国际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引入汉语语言教学的做法，无论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还是在今天，均得风气之先，引领了世界汉语语言教学的新方向、新趋势。为中国语言教学在全球的普及，与最新科研成果的结合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典范。
四、当代中国政治及行政学研究群体
这一研究专业与早期汉学家戴闻达的兴趣和建树有关，但真正构成研究群体，与90年代赛奇教授的直接研究和研究团队建构有密切关系。莱顿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中国现代汉语语言教学研究教席的同时，还增设了当代中国政治及行政学讲座教授，由赛奇教授担任。他出生于英国，于1986年在莱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毛泽东以后的改革》（Reform in Post-Mao China）。获博士学位后，他先在现代中国资料中心工作，发表多篇关于中国政治和政府研究的论文，不久后接任汉学院院长。他应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研究所邀请，整理编纂了关于第三国际荷兰代理人斯由夫利特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活动的档案，出版了《第一次中国统一战线的根源——斯内夫利特（阿利亚斯•巴林）的作用》（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1991）。他还参加了用英语编写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项国际合作计划，并主持编纂中国历次反抗运动文献的项目。赛奇博士于1994年任福特基金会北京首席代表后，研究兴趣和方向转向中国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社会研究。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公共文化研究翻译出版计划项目，以及一本在90年代中国大陆名重一时的杂志《公共空间》的出现，均与他的推动有关。他的研究还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高层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开拓改革。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每年一批部级和局级干部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进修轮训计划，直接来自他的推动。这已经是他被聘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终身教授之后的事了。
20世纪80—90年代，赛奇教授在莱顿大学带有两位博士研究生，一位博士论文是关于80年代北京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一位是研究台湾中小企业经济。他的继任是吴德荣先生。吴德荣出生于香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官商关系研究。还有田思先生，主要研究中国的政治宣传。
以赛奇教授为代表的莱顿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及行政学研究群体，改变了莱顿大学注重中国边缘政治和社会群体研究的传统模式。关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改革和政治中心及行政学热点问题研究，直接切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流体制改革的关键点。这些研究命题，不仅居于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前列，而且以自身的独特身份直接参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体制改革的第一线。同样继承发扬、创新光大莱顿大学独特的研究传统。
五、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群体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群体是以费梅尔为代表的研究群体。费梅尔是社会经济史学家，莱顿大学现代中国资料研究中心主任。他出生于荷兰，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念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除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外，还包括荷兰地区的经济史和土壤改良史，并参与欧共体中国村民经济素质训练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一方面参加并主持欧洲共同体资助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村民培训的项目，另一方面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员林仁川进行泉州地区社会经济史的合作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水利灌溉，社会、经济和农业技术情况》（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in China, Social, Econormic and Agro-technical Aspects, 1977）、《1930年以来中国陕西中部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1988）、《中国地方史表征：宋朝至清朝从福建发现的石刻》（Chinese Local History,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Fukien in the Sung to Ching Periods, 1991）。
宋汉理于1977年获得伯克利加州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专攻清朝的社会经济史。她对徽州及徽商进行了大量研究，著有《中国地方史的变化和延续：800—1800年徽州的发展》（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 800—1800），主要对徽州大族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角色与作用进行描述与分析。近年来，她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古代妇女研究方面，特别是清代妇女研究，例如王照圆研究等。
彭柯出生于荷兰，1982年毕业于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学系，硕士论文是荷兰华侨史。于1984—1992年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在莱顿大学汉学院教授中国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并在现代中国资料研究中心继续作华侨史研究。他于1987年受荷兰政府民政部和教育部委托进行“荷兰华人的社会地位”调查，于1997年1—9月对荷兰的华裔公民及他们与中国家庭、家乡血缘、亲缘关系的跟踪调查。1988年发表同名调查报告。此书载有翔实的资料，对于改善荷兰华人的社会地位是一个起步性的转机。
此外他还著有《中国华侨政策的四种模式》（Four Models of China's Overseas Chinese Policies）。1988年他到中国进行一项关于“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的调查，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人际网络由单位人到个体人的变化。这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使他在欧洲学术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1994年他随欧洲共同体一个项目组到河北农村，同时开展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调查。此后他又参加并主持一个关于欧洲华人社会的调查项目，主要对浙江温州、青田的移民——国内移民和国外移民群体进行比较研究。彭柯于1995年任职于英国牛津大学。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群体，同样继承了莱顿大学关注古代和现当代中国地域经济和农村经济的问题。尤以华侨移民社会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的社会网络范型转型研究著称。莱顿大学的华侨移民社会研究，不仅引入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型，而且深入中国国内进行国内移民和国外移民的比较研究，对于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都是很重要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