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本汉
高本汉是20世纪瑞典汉学的创始者，也是世界著名汉学家之一。高本汉曾分别担任瑞典东亚博物馆馆长、哥德堡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教授。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员。
高本汉于1889年10月5日生于瑞典的约雪平市。他早年是在瑞典南部的斯摩兰省度过的。还在少年时代，他就对方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分别于1908年和1909年发表过两篇有关地方方言的文章。1907年秋，他开始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专业是俄语。他的老师隆代尔教授是斯拉夫语学者，这位教授曾设计过一套记录方言的语音符号。
由于隆代尔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在20世纪初，历史语音学成为一门非常先进的学科，吸引了许多天才青年学者。高本汉在读大学本科时，就已决定把这一在研究欧洲语言和方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方法，运用到对汉语的研究中去。此时，瑞典的大学尚未开设汉语课。他于1909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即赴俄国圣彼得堡学习汉语基本知识，他在伊万诺夫教授指导下进修中文和比较语言学。随后，他得到一笔资助到中国从事方言研究。1910年3月，他出发前往中国，1912年1月回到欧洲。令人吃惊的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已达到能作实地考察，并搜集材料对24种方言作音位描述的程度。
回到欧洲后，高本汉在伦敦停留数月，又在巴黎跟随沙畹教授学习了两年（1912年9月到1914年4月）。在巴黎，他还结识了汉学家伯希和与马伯乐。
1915年5月，高本汉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发表的博士论文用法文写成，即是著名的《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一书的第一部分。在论文中，他对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即《切韵》的音系）进行了重新构拟。通过运用在欧洲语言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比较音位学原理，以及吸收中国学者，特别是清代小学大师的研究成果，高本汉为这些汉字拟定了一套比过去精确得多的语音系统。高本汉在发表了学位论文以后，又继续从事对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工作。1926年，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全部完成。1940年，由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合作翻译的中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高本汉的研究对中国语言学具有很大影响，为中国语言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思路和方法。[12]
1918年9月，高本汉被任命为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负责讲授汉语和日语。1931—1936年间，他担任了哥德堡大学的校长。1922年，高本汉再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1939年，他离开哥德堡到斯德哥尔摩，任远东博物馆馆长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学教授两职。
除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以外，高本汉对中古与上古汉语的研究成果，被收入《古汉字汇释──汉字与日文汉字的字形与读音》（Grammata Serica-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一书，[13] 该书于1940年出版，后经过修改，以《古汉字汇释新编》（Grammata Serica Recensa）的书名于1957年再版。1954年，他出版了《汉语中古音与上古音概要》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一书，该书描述了他在进行语音拟定时所采用的材料、方法以及所获得的研究成果。
毫无疑问，高本汉学术贡献的核心，是对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拟定。同时，在一些其他领域，他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翻译和注释了许多古代经典，其中有《诗经英译》及《诗经注释》（Shijing—The Book of Odes and 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BMFEA 1942—1946） 、《书经英译》及《书经注释》 （Shujing—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BMFEA 1948—1949）。有关古文献研究方面，他的成果有《左传注》（BMFEA 1969—1970）、《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 I—V; BMFEA 1963—1967）、《古汉语词语例释》（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 I-III; BMFEA 44, 45, 46; 1972—1974）以及《老子注》（Notes on Lao-Tse; BMFEA 47, 1975）和《〈庄子〉某些章节中的疑难词语》（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 BMFEA 48, 1976）。
在古代中国宗教领域，他发表过两篇重要的论文：《古代中国的传说和崇拜》 （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18, 1946）和《周代的一些献祭仪式》（Some Sacrifices in Chou China, BMFEA 48, 1976）。
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高本汉发表过一些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重要论文。例如：《中国古镜铭文》（Early Chinese Mirror Inscriptions, 1934）、《中国青铜器年代的研究》（The Dating of Chinese Bronzes, 1937）、《早期青铜器铭文文法简释》（Notes on the Grammar of Early Bronze Décors, 1951）、《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MFEA 17, 1945）、《远东博物馆一些新到的青铜器》（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MFEA 24, 1952）以及《中国古镜》（Early Chinese Mirrors, BMFEA 40, 1968）等。
除了上述用英语写作的书籍和文章外，高本汉还用瑞典语写作并发表过一些论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的著作。例如《中央帝国的字和笔》（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 1918）、[14] 《中国哲学家言论选录》（Från Kinas tankevärld; 1929）、[15] 《19世纪的东亚》（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hundradet; 1920）、《诺斯太德世界史》（Norstedts Världshistoria; 1928）中的“中国”和“日本”部分、《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Religion i Kina: Antiken; 1964）。
高本汉一生潜心研究，著述甚丰。在瑞典《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年刊）上，从1929年创刊起，直至70年代末期，几乎每一期都刊登有他的研究成果。对高本汉的学术研究风格和个性，现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汉学教授罗多弼曾这样评价：“我认为，清晰、透彻、目标明确、坦然直率这些词能很好地概括他的个性。他作品的风格则可用‘言简意赅’一词来概括。”高本汉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先秦著作是《左传》，他评价为“字若珠玑”，实际上，这也恰恰是他自己学术风格的十分贴切恰当的描绘。高本汉在汉学研究中重视事实而反对玄想，对他来说，学术研究的任务是澄清可以弄清的事实，而不是投身到对不能弄清的事情的玄想中去。
高本汉从1945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汉语，直到1965年为止。在这20年中，高本汉培养出一批批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瑞典、北欧各国及世界各地汉学研究机构和汉语教学界的中坚人物，为汉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汉语教学方面，高本汉重视学生古汉语能力的训练。他在任汉学教授期间，还出版过一些深入浅出介绍汉语语言的著作。例如《中文初阶》、《中国语与中国文》、《中国的性质和历史》等。这些书条理清晰、分析简明精辟，成为人们学习和了解汉语语言知识的不可多得的教材。
二、喜仁龙
喜仁龙是芬兰人，早年在赫尔辛基大学读书。毕业后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工作。喜仁龙早年研究瑞典和意大利艺术。在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期间（1908—1925年），他转向中国艺术研究。从1926—1943年，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远东部负责人。喜仁龙曾于1920—1921年、1930年、1934—1935年、1954年和1956年前后五次访问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他遍游中国各地，用照相机记录下了中国的庙宇、宫殿、园林、城市和自然风光。这些照片是当时中国社会、建筑和艺术的珍贵记录，现收藏在瑞典远东博物馆内。可惜的是，这些照片至今还未能很好地编目。
喜仁龙的主要著作有四卷本《早期中国艺术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1930）、两卷本《三千年的中国艺术》（Kinas konst under tre tusenden, 1942—1943）以及两卷本《中国园艺及其对18世纪欧洲的意义》（Kinas trädgårdar och vad de har betytt för 1700-talets Europa, 1949—1950）。除此以外，他还出版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1924年）、《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 1925年）、《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 1926年）、《中国绘画史》（Histoire de art anciens, 1929—1930年）、《中国花园》（Gardens of China, 1949年）等一大批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早期中国艺术史》是他研究东方艺术史的代表作。他在这部巨著中对中国早期艺术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评价。全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尽，分别介绍和论述了中国古代各类文物的装饰艺术、古代建筑以及雕刻艺术等，书中还着重介绍了中国的长城与北京城墙的结构形式以及此种宏大整齐的建筑结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他还于1936年出版了《中国人论绘画艺术》（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 Peiping, 1936）一书，该书从自汉朝至清朝历代中国人关于绘画的论述中选出一些重要章节译成英语，并附上评论。这是西方人所编写的关于中国画论的一部较早且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对于喜仁龙的学术贡献，马悦然先生曾有过一个公允的评价。马悦然说：“喜仁龙的许多论中国建筑、雕塑和绘画的著作，早已众所周知，无须多说。他的许多判断也许已经被一些后来的研究所取代。但是，正是由于喜仁龙的研究，西方人的研究兴趣才转向到中国雕塑和绘画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喜仁龙不仅以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成为一代宗师，而且是西方人进行有关中国艺术研究的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三、马悦然
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的云雪平市。1946年起师从汉学家高本汉学习汉语。1948—1950年在中国四川进行方言调查。1956—1958年任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先后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中文系和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1965年接替高本汉的汉学教授席位，组建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并任系主任。1975年当选为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即“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1987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曾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
马悦然1944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时，专业并不是汉语，而是拉丁文，但是他很早就对东方古代哲学感兴趣，1946年当他阅读英、法、德文版本的老子《道德经》时，发现这些译本有很大出入，因此就去请教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将自己翻译尚未发表的《道德经》英文稿借给他阅读，并鼓励他学习汉语，以便能直接阅读中文原文著作。当年马悦然便转入斯德哥尔摩大学，成为高本汉的弟子。
在高本汉的指导下，马悦然接受了良好的语言学、古汉语训诂学和方言学等方面的训练。1948—1950年间，他在中国的四川省从事方言调查工作，搜集了大量方言材料，并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出了一系列有关四川方言研究的论文。其中有《简释两种四川方言》（A Note on Two Szech'uanese Dialects）、《四川方言的固定句式》（The Syntax of Bound Forms in Sich'uanese）以及《西南官话音位研究》（Studies in Western Mandarin Phonology）等。在此以后，他对古代典籍《公羊传》和《谷梁传》进行了细致的文本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后来被集成《〈公羊传〉和〈谷梁传〉研究》一至三集出版。马悦然还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发表了一些有关汉语语法的论文。例如《〈左传〉中“其”字的语用功能和意义》（On the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the Graph其in the Tzuojuann）、《关于古代汉语表达情态的几种方式》等。
尽管马悦然开始是一位继承高本汉传统的汉学家，以方言和古代汉语研究为主，但他对文学翻译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第一篇翻译作品是1948年出版的《桃花源记》，后来也曾翻译过老舍的小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将研究重点转到中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方面。1970—1984年，马悦然翻译了33部作品，其中包括四卷本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毛泽东诗词》（共38首）。另外，马悦然参与组织和编撰了四卷本的《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分别收录了20世纪中国优秀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1984年以后，马悦然有更多的译作问世。1987年，他翻译的沈从文长篇小说《边城》出版，一年以后，又翻译出版了一本沈从文作品集。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和艾青的诗歌。他对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和新一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尤为关注，翻译了山西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厚土》和其他一些短篇。还相继翻译了一批现代朦胧诗，例如北岛、顾城等人的诗作。在马悦然发表和出版的译作中，还有当代戏剧家兼小说家高行健的一些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灵山》以及他的小说戏剧集等。90年代初，马悦然又完成了一项巨大的翻译工程——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全书翻译成瑞典文，并出版发行。
多年来马悦然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范围广，既有古典文学经典，又有现当代文学新作；既有诗歌词作，又有小说散文。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马悦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译文风格。他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极为严谨，既强调忠实于原著，同时，也非常讲究翻译文字的流畅和优美。他曾经这样说道：“翻译扮演的是非常重要的沟通角色，一个好的翻译者，除了必须对文学语言有强烈的敏感和敏锐的表达力，还要真心喜欢这个作家，与他的作品同呼吸，才可能准确表达出作品的精神。”
马悦然在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文学鉴赏与评论的文章，其中有《论古典文学》（Den Klassiska Litteraturen）、《辛弃疾词论》（On the Lyrical Poetry of Shin Chyjyi）、《中国的禅宗》（Den Kinesiska Chan-Buddismen）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悦然所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译作和各种研究论著、文章达二百多种，涉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以及哲学、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
马悦然的汉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0年以前，他基本上是继承高本汉的古典汉学传统；1970年以后，他转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来。这种转换，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因素，而且与他个人的气质和素养有关。“马悦然具有一种将锐利的分析能力与美学上的敏感结合起来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他特别适合于承担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和跨文化媒介的工作”。[16]
事实上，作为当代瑞典最重要的汉学家，马悦然在推动中国与瑞典乃至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与许多中国学者、作家和诗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过去20多年中，他促成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瑞典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80年代以后，他还与瑞典SAS公司达成协议，提供来回机票，每年邀请一至两名当代中国文学作家前往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讲座。许多当代作家和学者例如李锐、苏童、刘恒、刘心武、张洁、史铁生、李辉等，都曾应邀去瑞典访问讲学。这些活动使瑞典汉学研究者和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们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有了更多和更深入的了解。1985年马悦然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从而大大增加了瑞典文学院这一从事诺贝尔奖评选工作的机构了解中国文学的机会。
马悦然曾培养过很多学生，在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教授的25年中，有13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不少人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其中包括现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隆德大学汉学教授的罗多弼和罗斯。
1990年，马悦然退休。退休以后，他仍笔耕不辍，1995完成了瑞典文版的《高本汉传》，并开始尝试直接用中文写作，出版了《另一种乡愁》和《徘句一百首》。近几年他多次来中国访问或讲学，2006年1月在北京大学讲演，后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山西等地访问，与中国作家进行交流，继续他在汉学领域的耕耘。
四、罗多弼
罗多弼，1947年出生。他于1968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曾分别在北京和香港进修中文。1973—1976年任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罗多弼于1982年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从1990年起至今，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汉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98年起兼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和太平洋中心主任职务。
罗多弼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三个方面。
罗多弼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学史方面。他对中国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比较关注，善于将文学家和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从70年代起，他在瑞典的《中国年鉴》、《东亚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文学与革命》、《鲁迅及其革命文学》、《刘大杰：鲁迅和现实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锋李大钊的三篇文章》等论文，翻译了鲁迅的《在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另外，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陈独秀、胡适、张天翼、冯至等人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成果。最能代表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是1982年完成的《1928—1929年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Debatten om Proletär Litteratur i Kina 1928—1929）一书，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在这本专著中，他综合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场重要的文学论争，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来龙去脉作了分析，对参与论争的主要团体和人物作了客观评价。这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力作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罗多弼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有所转变。这一时期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清代哲学家戴震的思想。他参阅有关古籍资料和相关版本，把戴震的哲学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全部翻译成英文，并对其基本观点作了介绍。他的译本忠实于原著，从他对许多关键词语的翻译和注释中，可以看出译者对原著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古代中国哲学的理解和思考。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戴震和儒家思想的论文，例如《戴震和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戴震哲学中“情”字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和文学》等。
近年来罗多弼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发表了《寻求谁的富强：后毛泽东时代国家主义的反思》、《观念的意义与功能的辨析》等论文。1998年出版了《从毛崇拜到金钱崇拜——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分析》（Från Mao till Mammon- Idéer och Politik det Moderna Kina）一书，这是一本比较厚重的全面剖析当今中国政治思想的专著。他带着一种理性和哲学的思考，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了许多社会现象，尤其重视对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和所起作用的研究。
罗多弼先生在汉学研究领域一直十分活跃，与欧洲以及世界不少大学汉学系及汉学研究机构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经常组织和参与在瑞典以及在其他欧洲国家召开的国际性汉学会议。
罗多弼曾多年担任中文系系主任职务，因此，他除了从事研究以外，还把精力投入到中文系的教学与管理上。作为汉学教授，他很重视汉语基础教学，也十分重视研究生教学。他不仅给本科生上课，还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在教学管理方面，他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实行了一些新的教学改革举措，扩大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规模，使该系成为同时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多层次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机构，以更加适应新形势和新挑战的需要。
在促进中国和瑞典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方面，罗多弼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除了经常邀请中国学者赴瑞讲学以外，他本人也多次应邀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座，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中国的次数更为频繁。他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际汉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出的中西学者在汉学研究上的共性的观点，引起了当今汉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国不少报刊曾予以转载。最近几年，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不仅与中国学者开展交流，还积极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机构联络，进一步发展中瑞汉语教学方面的合作，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更广泛的合作。
五、罗斯
罗斯是汉学家马悦然的弟子，于1989起开始担任瑞典龙德大学汉学教授至今。
罗斯最初的研究兴趣在当代中国文学和社会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阅读了大量姚文元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发现了一个有趣而且值得思考的现象，即姚文元非常擅长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来修改自己过去的文章。因此，罗斯将姚文元作为研究对象，并于1978年发表了他的博士学位专著《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中国日丹诺夫主义的出现》（Yao Wen-yuan as a Literary Critic and Theorist: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Zhdanovism）。罗斯将姚文元置于一个广阔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把他当作一个特殊政治环境所造就出来的文艺理论家来研究。他强调自己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政治上的姚文元，而是活跃于文坛的姚文元。这本著作显示出这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和社会所具有的一种独特观察力和研究视角。
20世纪80年代末，罗斯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群众文化”的论文，重点论述了广东地区20世纪70、80年代群众文艺的发展情况，包括粤剧的发展、报刊杂志的发行状况等。
罗斯不仅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说一口很地道的广东话。他认为，广东话的影响不仅限于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而且由于遍布世界的广东籍侨民很多，而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加强对这一方言以及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罗斯首次在龙德大学开设了广东话课程，这在欧洲汉学界和汉语教学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20世纪90年代开始，罗斯主持了《汉瑞词典》的编辑工作，这是第一本瑞典人自己编写的汉语和瑞典语对照词典。这本词典已于2000年由龙德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他正在这部词典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到现在为止，这部分词典的篇幅，已是2000版词典的3倍。
六、林西莉
林西莉女士从20世纪50年代师从著名汉学家高本汉，60年代她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中国音乐。从1964年起她在瑞典史堪斯特尔中学任教，并于1971年在该校创办了汉语班，这是瑞典有史以来中学首次开设汉语课程。她被特聘为汉学教授，任命一位中学教员为汉学教授，这是对林西莉女士所取得成就的高度评价，这在瑞典教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林西莉除了长期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学汉语教育以外，还活跃在瑞典各界，为传播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知识做出了很大贡献。她曾分别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兼课，同时还在瑞典的一些公司和社会团体作过有关中国的讲演，例如爱立信公司、瑞中友好协会等。林西莉女士曾多次访华，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1978—1981年期间，她还为瑞典电视台制作了多部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专题节目。
林西莉的代表作是1989年出版的《汉字王国》（Tecknens Rike）。书中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汉字起源、汉字结构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汉字形成时所具备的独特象形意义，讲述了围绕字形结构演变所展开的历史和文化。全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可读性强，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好评。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1998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中国正式出版。
林西莉的其他作品有《带阿隆旅行》（Resa med Aron）（1969年），与斯文•林德奎斯特合著的《从内部看中国》（Kina inifrån）（1963年）、《亚洲的经验》（Asiatisk erfarenhet）（1964年）和《毛会说什么呢？》（Vad skulle ha sagt?）（1979年）。
七、韦俊
韦俊是高本汉的学生，早年曾作过高本汉的文物研究助理。韦俊曾于1966—1967年在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艺术，1970年获得东亚艺术博士学位。从1981年起，韦俊正式担任瑞典远东文物博物馆馆长的职务，直至2000年退休。同时他还一直兼任《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的主编。韦俊的研究特长在中国古代瓷器、陶器方面，此外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鉴定也有较深的造诣。
韦俊有关中国瓷器研究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70年的《宋代瓷器设计》（Sung Ceramic Designs, 1970），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这本著作着重研究了宋代瓷器的工艺成就以及在中国工艺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该书的写作是在他对大量宋代瓷器进行了仔细考察和搜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曾访问了中国、西亚以及欧美许多国家的博物馆，考察了许多馆藏品和一些私人收藏品。在这本书中，他结合宋代社会和文化历史发展的背景，分析了宋代瓷器的形成发展原因，并重点研究了其设计上的艺术特征。韦俊认为，宋代瓷器的艺术风格深受宋代文人画风格的影响，瓷器的设计开始渗入了对自然和现实生活的更大兴趣，这在许多瓷器作品中的花卉设计与鸟兽鱼虫等画面鲜活而生动的设计中得到了充分表现。韦俊还对宋瓷的图案设计作了大致概括，认为这些图案设计是很珍贵的民俗研究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欣赏趣味和生活习俗。在这本书中，作者还为宋瓷器的图案设计勾勒了一个大致的编年体系。书中不仅有有关中国瓷器图案件设计工艺史方面的文字资料，还有不少实物图片，由于该书资料丰富，分析细致透彻，所以是古代瓷器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著作。
韦俊还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瓷器、玉器、漆器地毯等其他文物的文章，其中有《论辽代瓷器》（Om Liao Dynasti's Keramik's）、《中国地毯》（Kinesiska Mattor）、《秦始皇兵马俑》（Kejsarens armé）、《18世纪的瑞典与中国》（Sverige och Kina under 1700 talet）等。在《康熙时代的瓷器》（K'ang-his's Porcelain）一文中，他对18世纪瑞典王后和一些贵族们所收藏的清代瓷器进行了调查和介绍。另外，在《元明时代部分雕刻漆器》（Some Chinese Carved Lacquer of the Yuan and Ming Periods）一文中，他详尽分析了40多件元代和明代出产的漆器标本，其中包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捐赠给远东文物博物馆的收藏品，他对这些漆器的出产年代、产地、工艺特点、设计和装饰风格以及收藏地等逐一作了归类、分析和编目。以往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漆器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文章不多，因此这篇论文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和价值。
长期担任博物馆馆长，韦俊曾负责组织过30多次有关中国和东亚艺术包括书法、绘画等以及考古文物的展览，让更多的瑞典人欣赏到了中国艺术品，从而也使他们对中国的文明和历史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八、沈迈克
现任瑞典龙德大学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和研究员。在瑞典汉学家中，沈迈克以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而著称。沈迈克是马悦然的学生。他于1972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学习，1975—1976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分别在瑞典政治研究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伦敦都市大学社会学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等研究机构和大学从事过研究工作，并曾在瑞典驻华使馆工作。
沈迈克于1987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跃进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与1958年大跃进》（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在这本专著中，作者以多年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为例证，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起源、发展以及由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后果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作为一个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政治和社会的汉学家，沈迈克1992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术语的研究》一书（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这本书以《人民日报》20世纪60、70年代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以及一些当时的宣传材料中的用语为例证，探讨了语言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特定的政治术语在政治宣传方面的特殊作用。
沈迈克还编著并出版过两本词典，分别为《瑞汉小词典》（Swedish-Chinese Dictionary）和《汉瑞小词典》（Chinese-Swedish Dictionary）。另外，他还曾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的中国研究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
九、盖玛雅
盖玛雅曾于1973—197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1986年起分别在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语言系和瑞典斯德哥尔摩东亚学院中文系从事中文教学工作。现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东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盖玛雅于1990年获得汉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著为《笑的宣传——作为说教娱乐形式的现代相声》（Laughable Propaganda. Modern Xiangsheng as Didactic Entertainment, Stockholm, 1990），这是她的代表作。在这本论著中，盖玛雅女士重点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声艺术的发展情况，探讨了相声这种特有的群众性文艺形式在技巧和表演上的一系列特点。作者还将相声与包括京韵大鼓、单弦、说书等在内的其他曲艺形式进行了比较。书中搜集有丰富的史料和原始资料，例如收录了自1955—1990年的主要相声作品目录，以及一些相声大师如侯宝林、薛宝昆等人的回忆等。在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曲艺的人很少，而专门研究相声的汉学家，则更是凤毛麟角。盖玛雅的这本书也许是西方人所写的第一部内容充实、资料翔实的中国相声艺术研究专著。
盖玛雅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除了研究相声以外，她对曲艺、通俗文学等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曾在瑞中协会的《中国年鉴》上撰写过一些介绍中国传统曲艺家的文章。另外还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戏剧艺术和通俗文学的文章。
思考题：
1. 瑞典汉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2. 请简要概括高本汉汉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就。
3. 瑞典汉学的现代转向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参考书目：
1. 罗多弼著，高建平、李明译，《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载《国际汉学》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
2. 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年。
3. 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
4. 马悦然，《瑞典汉学史》（O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Sinology）见Europe Studies China。
5. 马悦然，《高本汉传》（Göran Malmqvist, Bernhard Karlgren, Stockholm, 1995）。
[1] 罗多弼著，高建平、李明译，《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载《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2] 李明《瑞典“中国宫”的形成及其风格》，载《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3] 罗多弼著，高建平、李明译，《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载《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4] 该书的英译本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于1934年出版。
[5] 有关喜仁龙的著述情况，详见本章第四节。
[6] 有关高本汉的著述情况，参见本章第四节。
[7] 罗常培，《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载《图书月刊》第一卷，1941年，第7—8页。
[8] 罗多弼著，高建平、李明译，《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载《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9] 有关马悦然的著述情况，参见本章第四节。
[10] 李明，《北欧汉学研究的现代转向》，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五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8页。
[11] 有关罗多弼和罗斯的著述情况，详见本章第四节。
[12] 关于高本汉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参阅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 也有人直译为《古汉语字典》。书中收录了先秦古籍中所使用的汉字，标出这些字的上古字形，分别注上这些字在上古、中古和现代的读音，并用英文解释字义。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语言工具书，至今仍是西方汉学家阅读和研究中国古籍时所依靠的基本工具书之一。
[14] 这里的中文译名系按照瑞典文直译。该书于1923年译为英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1932年由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张士禄先生译为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中国语与中国文》。
[15] 按照瑞典语的书名直译是《来自中国的思想界》，马悦然教授认为应根据书的实际内容译为《中国哲学家言论选录》。
[16] 罗多弼著，高建平、李明译，《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载《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